白彤东,互联网时代中的儒家与言论自由

互联网时代中的儒家与言论自由

白彤东著;
复旦大学
本文删节版发表于《南方周末》2016年9月30日,网络版见:http://www.infzm.com/content/119963
作者授权于进步儒学网


摘要:暂无

关键词:先秦儒家,人民,言论自由,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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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中的儒家与言论自由[1]

 

白彤东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1. 人民的网络与觉得每届人民都不行的儒家

 

网络的出现,让我们有了更大的言论空间,也给更多的人以言论空间。从促进自由民主的角度看,互联网的角色似乎应该是非常正面的。互联网上的各种组织,尤其是现在的微信群,给大家提供了24小时不停歇的意见交流的场所。并且,以前“屁民”就是有点什么抱怨,也没有什么人听见。但是,现在很多我们从来不曾知道其存在的人的小事情,都可能因为网络的扩大而成为轰动性事件。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海南的暴力执法。感谢网络,让我们知道了这件事情,并因为它被曝光,它才被处理。对互联网的这种显见的正面作用,儒家(比如孔孟)会对它持什么态度?

我想,他们的态度会比较微妙。一方面,春秋战国时代,西周的封建贵族政体垮台。随着以血缘为基础的贵族的消逝,一个(绝大多数的)人生来平等的平民化社会兴起了。对这种新出现的平等,先秦儒家是认可、支持甚至鼓动的。比如,孔子之前,只有贵族才能接受教育,并且只有贵族才能去教育其他贵族。《春秋》本来是鲁国的官史,而修《春秋》就应该是出身贵族的史官去做的。了解了这个背景,我们才会明白,出身卑贱的孔子(这是他自己亲口承认的)讲“有教无类”,去教育那些不同出身和背景的弟子,甚至他自己还去编写《春秋》,这些事件本身是多么的划时代。虽然我们心中的孔子形象常常是一个保守的、述而不作的形象,但是想想上面提到的这些事情,我们会发现其实他是非常具有革命性的。如果我们认为孔子是第一个私人教师,并因而我们可以把诸子百家都可以追溯到他身上的话,那么孔子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拥抱平等的思想家。

这种对平等的拥抱,到了孟子、荀子就更厉害了。孟子承认“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讲“涂之人皆可以为禹”,即街上随便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大禹这样的圣王。从儒家这种对平等的态度,我们似乎马上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对更多的人民通过互联网参与到政治的讨论中来的趋向,拥抱平等、认为每个人都有参与政治的可能的儒家会持支持的态度。

但是,我们仔细读先秦儒家经典的话,我们会看到,除了平等的一面,先秦儒家还有一个很强的精英侧面。在《论语》里面,孔子说“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就是说一般人以下,太玄妙的东西是无法跟他们讲明白的。他更著名(或臭名昭著)的一句话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是说我们可以让人民知道怎么去做正确的事情,让他跟着去做正确的事情,但我们不能让他理解,为什么要做这些正确的事情,为什么这些事情是正确的。

当然,尤其是有着更强的平等观念的宋明儒者(他们有更强的平等观念,我想一个因素是佛教的影响,另一个因素是平民化社会发展的自然结果),他们试图削弱先秦儒家的那种精英式的、看不起人民的味道,比如“洗白”上面提到的孔子的这句话。但是,在《论语》里面,孔子看低人民的话不止这么一句,他还说了很多其他类似的话。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应该就是它表面的意思,即一般的民众是很难理解儒家的行为规范(礼)背后的道理,能让他们守规矩就不错了。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儒家不仅觉得这届人民不行,他们会觉得哪届人民都不行。

如果我们认识到先秦儒家的精英层面,我们就会知道,儒家并不太会为网络时代的众声喧哗那么激动。当然,这不是说儒家会不让人民表达自己的意见,而是他们会认为,人民表达出来的意见的积极意义有限。互联网只是给缺乏理智、缺乏道德的人民表达自己的意见多了一个渠道而已。在这一点上,儒家不会被互联网给所有的人民提供了一个新的言论途径而感到欢欣鼓舞。当然,这不意味着儒家要去压制人民的言论,但他也不会像很多中国或世界上的自由民主派,觉得互联网给人民提供言论空间是件多么好的事情。

 

  1. 网络让人民更加不行

 

儒家这种对民众言论不甚积极的态度,看起来政治上非常不正确,但是,如果我们看看互联网时代民众的现实,我们会发现,儒家的这种态度也许有它的道理。像上面提到的海南暴力执法被曝光的事件所展示的,互联网,尤其是在言论不畅的国家里面,有很大的正面作用。但是,我们在看到这些正面作用的时候,同时也要意识到互联网也带来或强化了其他一些现象,比如,互联网让各种各样的社会边缘人找到其群体提供了可能,让这个世界分隔成独立、老死不相往来的“单子”。

其实,在有线电视兴起的时候,类似的效果已经在美国展现出来了。比起传统的、以无线传播的全国性大电视台(NBC, CBS, ABC),有线电视台经常是立场分明乃至极端的。因为靠收费生存的有线电视台不需要大多数美国人观看,但需要一个人数足够多、同时非常稳定的群体观看,所以它采取的竞争策略就是立场鲜明,以吸引一个虽不占人口多数、但是非常稳定的群体。与此相对,以前的大的无线电视台,这么做无异于商业自杀。这种有线电视台发展策略的好处,是我们有了《权力的游戏》等有个性的美剧,其坏处,就是有了左右立场分明、拒绝与不同观点进行真正对话的各种新闻与政论节目。

与此类似,在互联网之前,因为社会边缘人不合于主流,所以他们可能羞于表达自己的立场或取向,或者在表达之后与主流立场发生碰撞,可能导致其反思自己的立场是否正确。互联网的出现,帮助这些人找到了他们的同道,并因此形成一个小团体。一方面,这有利于社会的宽容与多元,比如这种现象对同性恋群体的影响。但另一方面,这也使得那些有着各种各样边缘的、并且政治上极端且错误的立场(比如种族仇恨)固化。并且因为他们的立场极端,他们的言论很容易成为标题党吸引眼球,所以实质上给了他们一个不成比例的言论的空间,让他们的言论得以放大,而让主流意见成了“沉默的多数”(silent majority)。特朗普因为立场极端,所以得到很多媒体(包括批评他的媒体)的免费的宣传,可以说是上面的论述的最后一点的例证。

但我们会问,当他们的极端言论表达出来,不是也还是会受到社会的压力,他们也就有可能因而修正自己的观点吗?但这在互联网时代,这很难发生,因为互联网还有另外一个后果,就是让人们的立场更加封闭和固化,拒绝与外界交流。这似乎与我们的通常印象相反。我们一般觉得,互联网给人们提供了更多的信息的来源,因此为打破偏狭的意见提供可能。但是,真实远远没有这么简单和美好。上面已经提到,互联网给边缘人找到自己的群体提供了更大的可能,而这一群体为他固步自封提供了条件。更重要的是,互联网虽然提供了更多的信息来源渠道,但是,多数人在处理信息的时候,不是去获得新的知识、新的观点,从而使自己受到教育;而是想去寻找同道,给自己的立场与观点寻求支持与安慰。互联网提供的各种圈子,给这种抱团取暖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民众获取信息时的这种倾向,我们可以去看看《纽约时报》上面被大家转寄得最多的文章,就可以看出来。它们往往不是那些调查记者花了很大功夫做出来的非常细致而深刻的报道,也不是那些立场温和的专栏作家的公允且平和的文章。被传得最多的,往往是那些派系立场鲜明的文章。《纽约时报》的一个专栏作家叫Maureen Dowd,总是抱着一个立场,说话极其阴损,并且逢克林顿夫妇必反。如果你读了她一篇文章,你大概都能猜出她其他所有的文章写的是什么。但是,只要她一写什么文章,虽然没有什么营养,但是几乎永远能进十大最多转发的文章。这是为什么呢?答案就是我上面提到的:多数人读报纸的时候,不是想去听不同的意见,而是想让他们自己的意见得到支持。我在美国教书的时候,当时《纽约时报》的一个专栏作家到我教书的大学做讲演。她指出,互联网、尤其是网上的评价机制(比如点击率、转发率,等等)出现了以后,对《纽约时报》有着非常坏的冲击。因为虽然以前报纸的经营者大概也知道,那些深入调查性的报道,费钱、费时、费力,但读的人不多,但是他没有证据支持这一点,所以他还只好容忍这种对报纸营销“性价比”不高、但对社会有极大正面贡献的报道。但是现在,他有明确数据表明哪篇文章的点击量最大。不幸的是,像我上面提到的,点击量最大的文章往往是意见立场非常鲜明、但没有太多真正思考的文章;而那些有思考的评论,那些深入调查性的报道,点击量都相对较低。在这种情况下,在这样的互联网的社会里面,认真的报道与公允的评论就越来越被边缘化。

因此,互联网实际上营造了愈发肤浅与对立的政治话语环境,挤压了良性政治对话的空间。这一点也表现在人们越来越追随轰动性事件,而不再关注政治人物对政治的真正观点。比如在美国弗吉尼亚州2006年的参议员竞选中,民主党候选人Jim Webb的一个印度裔的支持者总是跟随共和党的候选人George Allen,录下后者的所有谈话,甚至有意激怒对方,录下对方的反应。在一次公开演讲中,Allen用了一个过时的、有种族歧视嫌疑的字眼去称呼这个Webb的支持者。当这个视频被公开后,Allen的支持率一路下降,最终输掉了选举。当然,Allen用这种字眼很成问题,但是选举参议员这样重要的决定,如果仅仅是依据一方是否被抓住说了这样的字眼而做出,似乎就太过儿戏了。互联网提供的全天候的监督机制,以及只有搏出位的标题党才能赢得大家关注的事实,使得多数政客谨小慎微,永远只说多数人耳中的政治正确的话,不敢有任何真情流露。同时,尽量发掘对手的失误瞬间,来击败对手。这就一方面造成了政客越来越虚伪和空洞,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主张,另一方面造就了抹黑(对方)政治。因此,美国总统候选人希拉里的虚伪,除了与她自己的品格相关,恐怕也是有线电视、互联网时代的产物。而像前面提到,反其道行之,迎合极端群体来搏出位的川普,也是互联网的产物。也就是说,今年美国两党的候选人,恰恰是表现出了互联网对政治影响的两个极端。虽然他们表面上正好相反,但都是互联网所推进的政治肤浅化的代表。

另外,互联网的自发性质,也为欺骗和谣言提供了很好的空间。关于前者,我们在魏则西周悲剧中已经很好看到。至于谣言,我们在各种自媒体、微信朋友圈里,天天都在经历。这些谣言,也被无数判断力缺乏或者不负责任的网民不断地扩大。所有这些,佐证了儒家对民众的怀疑,对众声喧哗的担忧。

 

  1. 虽然每届人民都不行,但是我们还是要捍卫网络上的言论自由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儒家对互联网下的言论自由,只是一味否定、甚至要压制?但我们不要忘了,像前面提到的,儒家还有平等的一面。更重要的是,即使是儒家的精英主义也是建立在为人民服务的民本思想上,并且,人民得到服务与否,要由人民自己来决定,而不能被幸福。孟子讲得很清楚,“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因此,虽然儒家不觉得人民有多大的道德能力、认知能力、政治决策能力,但是儒家认为,人民幸福与否,是由人民自己决定的。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论说,儒家会认为网络提供了很好的人民表达对执政满意与否的渠道。在这一点上,网络的作用是正面的。并且,为了保证其正面作用,我们要保持网络言论的自由和通畅。

但是,人民通过网络等渠道表达出来的意见,仅仅是对执政本身满意与否的表达。当民意表达出来以后,如何进一步制定政策,在孔孟看来,是超出人民的能力的。而政治决策,要由儒家意义上的有知识、有能力、有道德的士大夫来决定。但是,“君子和而不同”,这种不同包括对政治的不同判断,而这种不同不应该强行压制(否则就是小人的“同而不和”的状态)。并且,如果我们接受一个常识性判断,即更好的政策有待于这种不同意见的公开与深入的交流,那么,以良政为最高目标的儒家就有了支持言论自由的另一个依据,他们也会因此欢迎网络所提供的更多的讨论渠道。

与此相对,在当下的中国,在正式的出版界,对政治问题的讨论,经常以“思想有自由,出版有纪律”(这是笔者的一篇文章被删改的时候,出版社给的原话)为由,被删改甚至拒绝。在网络上,这种控制有过之而不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能有对政策的深入讨论?!现在国家又在推动智库。但如果没有政策讨论的自由空间,那么智库就只能沦落为为政府站台的工具,而不会提出与当前政策不同的建议(后者才是智库存在的意义)。对此的一个反对意见是,如果官方允许某种意见表达,那么这种意见会被外界理解为官方立场。但这里的问题恰恰是官方对言论的控制。如果官方允许一个言论的自由市场的存在,那么这个市场上的某种物品,就与官方立场没有关系,而官方也可以成为这个市场上经过自由竞争出来的好货品的购买者。否则,以官方的立场为标准,甚至往往是以编辑、网管所理解的官方立场为标准,我们怎么可能让有识之士提出有新意的建议和想法?这是一个很常识的道理!

当然,君子之间还是要“和”,并且号称言论自由的西方国家对言论也有所控制,比如种族和性别歧视的言论会受到社会谴责、甚至法律的惩处。但这里是度的问题。国家一定要把这个度定得足够低,哪怕是以众声嘈杂为代价,以便让不同的言论得以生存。与此相关,这个度也要有明确规定,这才不会给中下级官僚,在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的逻辑下(因为在管制思维之下,前者不会受罚,但后者会),把度一步步吹大,扼杀了言论的空间。

但是,不幸的是,现在国内的现实,恰恰证实的上面的担心。几年前我准备从美国辞职回国了,就想看看现在国内言论的状况。结果我发现,网上最流行的是两类言论:一类就是风花雪月(旅游和准色情),另外一类是政论。但政论之主流往往是一种檄文的形式、声讨的形式,无论左的右的,都非常极端,少有温和与平衡的意见。这可能确实与前面谈到的互联网的一个后果有关系,即互联网让平和的观点、主流的观点成了实质上的沉默的多数。但是,根据我不太科学的感受,中国网路言论的极端,或是公允言论的缺乏,要比西方厉害得多。这就与政府的言论控制相关。因为言论控制得本来就很紧,或是因为尺度定义模糊,并且只惩罚没有控制好言论的、而不惩罚控制错言论的,从而造成尺度的随意收紧,所以那些性情温和的人,就不愿意再冒险发言,因为任何言论都有招惹麻烦的危险。换句话说,那些敢于发言的,往往是“愣头青”、胆大包天且极端的人。因此,政府有意、无意的强力控制,本来是想控制那种极端言论以求稳定,结果反而造成了极端言论的横行。这也印证了先秦儒家所说的,“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天下无道则处士横议”。

简而言之,为了能让有建设性的意见发声,我们就应该尽可能的把言论控制的标准降到尽可能的最低,并且将其明确化。为此,我们要容忍那些哪怕只是发牢骚乃至不负责任的妄议。我们当然希望民众发表负责的言论。但这主要要依靠民众的自觉,以及舆论、习俗软性的倡导。硬性压制,往往适得其反。

但是,如果在很大程度上允许不同言论,那么,人民因为缺乏分辨、理解、道德能力,被误导怎么办?先秦儒家不是不看好人民的这些能力吗?因此,儒家是不是要支持政府为保护人民对言论进行控制呢?但是,孔之只是讲了精英无法让民众明白很多深刻的道理,但是他并没有说政府应该就此把这些道理隐藏起来。 并且,就政府控制言论本身,一个明显的问题是,我们如何保证政府的具体操作者是为了人民、或者哪怕是为了中央政府去控制言论?有太多的官员压制言论,只不过是要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和掩盖自己的贪腐以及其他违法的事实。并且,即使具体执行的官员是出于好心掩盖事实真相,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在当今时代,真相是否能真的被掩盖?在以互联网为标志的大众信息传播高度发达的时代,在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掩盖真相、控制人民的思想变成几乎不可能的事情。要控制信息的话,其实只有一条道路可以走,就是北朝鲜的道路,几近彻底地与外界隔绝。但是,我们又尝到了对外开放、向先进的技术与管理学习并进而跟他们竞争的好处。因此,就有执政者以为,我们可以有一个半开放的互联网。但是,一个把谷歌关在墙外的互联网,无法在高度竞争的情况下发展,结果就是搜索功能低劣、搞其他歪门邪道的百度。

因此,当互联网半开放的情况下,任何言论操纵,最终都会被揭穿。没有Youtube,但还有各种其他的视频的传播。有些官员会说,这些公司总部在中国境内,因此可以有效管制。但是,这么多公司,禁了一处的视频,还有其他传播视频的通道。因此,言论的操纵和压制最终会不可避免地被暴露,并久而久之产生“狼来了”的效果。当然,有些人会说,这样我们至少可以混淆视听,因此得以掩盖真相。但是,即使我们假设这么做是出于保护民众的考虑,其必然的结果,是人民对政府发布的信息失去信任。孔子指出过,比起军事强大和温饱,人民对政府的信任是更重要的,即所谓“民无信不立”。当人民不再信任政府及其控制的各种媒体的时候,各种自媒体的谣言就成了民众信息的来源。

所以,非常吊诡的是,虽然或者即便儒家觉得哪届人民都不行,但是,政府也不能去操纵信息。这是因为在有着哪怕是半开放的互联网时代,信息操纵的结果,是人民连政府的权威都不相信了。当政府失去权威以后,人民就开始去乱信。因此,很有意思的是,虽然上面提到,任何一个社会里面,谣言都是人民获得信息的很重要的方式,并且互联网加重了这个问题,但是,中国人相信谣言的非理智的程度,要超过那些信息传播相对更自由、政府相对透明的国家的人。我自己就曾写过一篇小文谈及一个例子。在福岛核事故以后,全世界人民都在传各种各样恐怖的信息,并且美国人有因为信了谣传,就去买碘片吃来保护自己。但是,只有中国人不但去买碘片,还去买碘盐。人民都干荒诞的事情,但中国人干的荒诞事情要比美国人干的事情要更荒诞。为什么?因为美国还有些权威的、因为其相对透明、公开而博得公众信任的信息渠道,比如美国国家卫生组织。他们可能不相信国会,但他们会相信国家的卫生组织、防疫组织发布的一些信息。但在信息操控不断被揭露的中国,政府的任何说法都会被合理地或者无端地怀疑,人民没有任何权威可以相信,这就为最极端、最不靠谱的谣言提供了最好的土壤。

总之,很多自由民主的信仰者,对互联网提供的让小民也能发声的更多的可能,态度是非常正面的。但是,一些执政者,以人民能力、互联网上种种乱象为由,倡导对互联网的控制。儒家可能也对人民能力、以及网络上的众生喧哗有担忧。但是,即使这样,他们也还是可以从其他考虑,支持互联网上的言论自由。并且,我们看到,对人民能力担忧而采取的操纵,可能适得其反。因此,从儒家立场出发,结合对现实政治生态的观察,我们还是应该在审慎与道德自觉中,抱紧自由。

[1] 本文洁版/节版发表于《南方周末》2016年9月30日,网络版见:http://www.infzm.com/content/119963 虽然因为字数和敏感言论,删了很多,但是这篇文字能发出来,并且原意基本都在,对编辑的良苦,我只有感动。在莫谈国是弥漫的道路自信中,我们要对自己的道路自信些,继续发声,让历史走向我们这边,正确的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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