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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已经失去激励中国人的能力。但取而代之的会是什么？应该用什么代替它呢？中国的政治统治显然需要新的道德基础，政府已经进一步接近正式拥抱儒学。奥运会上突出显示了儒家主题，开幕式上引用了《论语》中的名言，有意弱化了中国的共产主义实验。上海新建的党校(浦东干部学院)的干部自豪地对来访者说主楼是按儒家学者的书桌样式设计建造的。在海外，政府通过建立类似于法国的法语联盟或者德国的歌德学院的孔子学院，旨在宣传中国语言和文化，推动儒学传播。

儒家思想与人权主张的不相容性，一般是通过人权概念与西方哲学之间的联系来论证的。通常的论述是，人权主张得到了西方倾向原子主义或至少强调自主性的关于自我的观点（views of self）的支持，而这种个人主义或自我中心的论点异质于强调社群首要性和个人对他者的义务的儒家思想。然而，也有一些评论家认为儒家思想与人权主张是相容的。陈祖为（Joseph Chan）从儒家的视角重构了人权。在论证儒家思想与人权的相容性时，陈氏认为儒家学说暗含一种道德自主性的概念，或者两者至少是相容的。其他学者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论证了人权的精神和物质的决定性基础，该方式使人权脱离启蒙运动的个人主义，从而使其更易被儒家所接受。

一九九四年十月到十一月之间，努斯鲍姆（Martha C. Nussbaum）在《波士顿评论》（Boston Review）上发表了题为“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Patriotism and Cosmopolitanism）的文章，引来了二十九篇读者回复。在当时尚无网络可以留言评论的情况下，尤其对一篇理论化的哲学文章来说，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时任《波士顿评论》主编也是麻省理工学院哲学系讲座教授的科恩（Joshua Cohen）立刻意识到了这一议题的重要。在编委会的认真组织和筛选之下，二十九篇读者回复中的十一篇，有的经过了修订和扩展，加上五篇专门组织的回应文章，连同努斯鲍姆原先的文章及其阅读所有回应文章之后的答复，两年后由科恩编辑，以《爱国之由：关于爱国主义局限的论辩》（For Love of Country: Debating the Limits of Patriotism）为题结集出版。

根据金圣文（Sungmoon Kim）的观点，儒学公共理性这一概念可以起到一箭双雕的作用：既有助于表述现代儒家文化圈（如韩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又可以起到理论规范的作用，从而指导儒家文化圈国家发挥更好的社会与政治功能。然而我将要论证金圣文对儒学公共理性的论述过于薄弱、抽象，与韩国文化之根所表现出的价值与实践背离太远。因此，他需要更明晰地阐述其理论并纳入新的概念如陈明所推崇的“公民宗教”。在文章的最后，通过并置公民宗教与公共理性的概念，将使我们有机会更好地理解儒学公民宗教及其潜在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不仅仅与韩国有关，而且与台湾、中国大陆有关。

儒家民主主义者认为，如现代儒家政治体必须从君主制转变到宪政民主一般，必须对儒家政治领袖的角色进行反思。这并不意味着现代儒家必须摈弃传统儒家视野下的领袖观。然而，尽管在现代民主儒学的新背景下，一些关键的儒家见解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了新意涵，但这些洞见的传统内涵依旧重要。在陈祖为（Joseph Chan）和陈永政（Elton Chan）新作的基础上，我首先大致勾画了传统儒家观念中启发型领袖的轮廓。其次，我解析并批评了慈继伟对于基于 “认同模式”主体性的儒家领袖观与民主不相容的论断。第三，我用自己作品《进步儒学》中的一些观点来论证了现代儒家需要通过拥抱人本民主，而不是民本威权主义，来解决传统儒学中的张力。在最后的结论中，我明确解释了为什么儒家民主仍然需要政治领袖来扮演那些本着传统儒家领袖精神的角色。

在本篇论文中，我希望阐述我对传统儒家哲学与文化中哲学思维的叙事性本 质的理解。我将表明“道”——即“在世界上共辟我们的道路”，或者也可以具体阐述为“在共享的自然、社会与文化图景中前行”——这一比喻贯穿了《论语》的核心主题，并在此后的中国哲学传统中被加以继承，成为持续塑造中国哲学传统的规范概念之一。如孔子本人所说，每一代人都从前人那里继承了“斯文”（即“我们的这一文化”）（《论语》9.5）这一具有指导作用的道德指南。因而每一代人都有责任呈现这一文化，有责任运用这一文化有效地解决当前紧迫的现实问题，并且伴随着这个过程，有责任使这一文化在他们自己的时空中重树权威。每一代人都以毕生之力为他们的后代树立文化实践的典范，并且通过这种做法，他们也劝告子孙为他们的后代去做同样的事情。诚如孔子所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15.29）。因此，作为一种具有生命力的文化，儒学不仅始终在向前迈进，它自身还具有一种更为突出的代际谱系传承的特点，表现在它被一代接着一代的人们呈现、注入新的生机并代代相传。

相较于那些认为“儒家民主”是一组矛盾概念的观点，儒家思想的崇拜者，包括一些西方学者，已经论证了儒家民主对自由民主进行替代的可能性，甚至在他们看来，儒家民主是一种更优机制。这篇文章将儒家民主置于“文明的政治”这个背景中，儒家在这一背景中被认为服务于威权政治。对于逐渐接受多样性的全球文化影响的东亚人群而言，他们急需一条能够走出在他们的儒家遗产和民主生活之间必择其一的困境的出路。儒家民主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通过用民主价值将儒家现代化，同时用儒家的关怀修正民主。这种复杂的比较政治学概念所强调的视角取决于特殊的背景。通过批判贝淡宁在其著作《超越自由民主》中所提出的“认真对待精英主义：儒家特色的民主”这一方案，我认为，在当前东亚的现实境况下，应更加务实的优先考虑在于去强调儒家民主中的平等价值，并且同时还应去论证儒家贤能政治的优越性。

……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鲁迅

儒家所倡导之理想社会向来被视为阶级社会。从民主为现代社会之主流理想出发，此乃儒家现代化之一大绊脚石，因为平等是核心民主价值。虽然传统的儒家社会并不平等，而儒家文献也似乎没提到民主或平等的可贵，当代学者不乏讨论儒家哲学是否可容纳平等此民主价值者。通过梳理对这课题的各种不同论证，及反思平等价值在民主思想中的意义与功用，这篇论文提议从先秦儒家文献里如何处理不平等所造成的社会道德问题，来重建现代儒家平等观。舍弃传统西方平等观的形而上基石，以不同文化社会共有的现实问题作起点，其思考方向希望避开削足适履。求儒家民主化的当儿，也从儒家视角提出重新审核平等在民主理想中的真正意义与价值。

人们常常说东亚社会存在等级差别，“精英”这个范畴继续在有关华人社会和政治的著作中占据突出的位置。许多学者相信等级差别和精英主义是儒家学说根深蒂固的观念，它不仅是封建时代中国的国家正统思想，而且构成了东亚人尤其是华人生活方式的“心理文化结构”。因此，有人相信现代儒家社会要实现民主就必须让精英主义和民主达成和解，就没有什么让人惊讶的了。不过，精英主义在当今自由民主社会尤其是在美国往往被看作一个贬义词，虽然有政治哲学家把这些政体描述为“民主精英主义”的案例。因此，把“带有儒家特色的民主”作为精英主义提出来就突显了它对自由民主的挑战。贝淡宁认真对待精英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制度性安排，把他看到的儒家精英主义以德治国和防止权力滥用，可以追究责任的透明民主政府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