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年，曾一度被视为现代化道路上最大阻碍的儒家思想，已经在中国以及整个东亚泛汉语地区实现了伟大的复兴，成为政治话语和理论的主流。在文化革命中，中国知识分子曾遭到共产主义专制政权的贬低，后者将儒学视为封建残余，试图彻底推翻。而如今，中国的知识阶层自信地提出主张，认为儒家思想可以将中国人从当下后冷战时代的文化政治危机中解救出来。举例来说，众多的知识分子正在就如何改革中国宪法体系和政治制度，以儒家思想为根据强化宪法改革的核心问题进行积极而严肃的讨论。儒学的核心哲学假设和伦理认知，依他们之见，是与西方权利基础的自由主义互不相容的。儒家思想信奉的是一种政治精英主义——用贝淡宁（Daniel A. Bell）的话说就是一种由最优秀、最智慧的精英来实行的统治——并且，相较于个人权利中心的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儒家精英主义是实现更伟大中国的现实政治选择。甚至，一部分更激进的儒家学者试图将儒学奉为国教，提倡恢复其政治、宗教上的正统地位。
在1989年，我大力支持天安门广场上学生领导的亲民主示威游行。因为对中国不是很了解，我猜想我支持学生部分是出于一种自爱，似乎他们是想遵循我的社会和政治理想。我根本没有想到中国的民主可能采取扎根于自己传统的特殊形式。但是五年后，我读到了如下的话：…
中国真正左派儒学的兴起或许是值得欢迎的新发展，但贝淡宁对这个学派的概括性描述并没有说服我它将起到中国当今所需要的意识形态的作用，虽然他谈到了里面应该包含什么内容，当代新左派如何促成了它的出现。贝自己也认识到左派儒学仍然有待检验，如果要认真实施的话。在此阶段，我仍然有三个担心。
根据金圣文（Sungmoon Kim）的观点，儒学公共理性这一概念可以起到一箭双雕的作用：既有助于表述现代儒家文化圈（如韩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又可以起到理论规范的作用，从而指导儒家文化圈国家发挥更好的社会与政治功能。然而我将要论证金圣文对儒学公共理性的论述过于薄弱、抽象，与韩国文化之根所表现出的价值与实践背离太远。因此，他需要更明晰地阐述其理论并纳入新的概念如陈明所推崇的“公民宗教”。在文章的最后，通过并置公民宗教与公共理性的概念，将使我们有机会更好地理解儒学公民宗教及其潜在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不仅仅与韩国有关，而且与台湾、中国大陆有关。
儒家民主主义者认为，如现代儒家政治体必须从君主制转变到宪政民主一般，必须对儒家政治领袖的角色进行反思。这并不意味着现代儒家必须摈弃传统儒家视野下的领袖观。然而，尽管在现代民主儒学的新背景下，一些关键的儒家见解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了新意涵，但这些洞见的传统内涵依旧重要。在陈祖为（Joseph Chan）和陈永政（Elton Chan）新作的基础上，我首先大致勾画了传统儒家观念中启发型领袖的轮廓。其次，我解析并批评了慈继伟对于基于 “认同模式”主体性的儒家领袖观与民主不相容的论断。第三，我用自己作品《进步儒学》中的一些观点来论证了现代儒家需要通过拥抱人本民主，而不是民本威权主义，来解决传统儒学中的张力。在最后的结论中，我明确解释了为什么儒家民主仍然需要政治领袖来扮演那些本着传统儒家领袖精神的角色。
相较于那些认为“儒家民主”是一组矛盾概念的观点，儒家思想的崇拜者，包括一些西方学者，已经论证了儒家民主对自由民主进行替代的可能性，甚至在他们看来，儒家民主是一种更优机制。这篇文章将儒家民主置于“文明的政治”这个背景中，儒家在这一背景中被认为服务于威权政治。对于逐渐接受多样性的全球文化影响的东亚人群而言，他们急需一条能够走出在他们的儒家遗产和民主生活之间必择其一的困境的出路。儒家民主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通过用民主价值将儒家现代化，同时用儒家的关怀修正民主。这种复杂的比较政治学概念所强调的视角取决于特殊的背景。通过批判贝淡宁在其著作《超越自由民主》中所提出的“认真对待精英主义：儒家特色的民主”这一方案，我认为，在当前东亚的现实境况下，应更加务实的优先考虑在于去强调儒家民主中的平等价值，并且同时还应去论证儒家贤能政治的优越性。
儒家所倡导之理想社会向来被视为阶级社会。从民主为现代社会之主流理想出发，此乃儒家现代化之一大绊脚石，因为平等是核心民主价值。虽然传统的儒家社会并不平等，而儒家文献也似乎没提到民主或平等的可贵，当代学者不乏讨论儒家哲学是否可容纳平等此民主价值者。通过梳理对这课题的各种不同论证，及反思平等价值在民主思想中的意义与功用，这篇论文提议从先秦儒家文献里如何处理不平等所造成的社会道德问题，来重建现代儒家平等观。舍弃传统西方平等观的形而上基石，以不同文化社会共有的现实问题作起点，其思考方向希望避开削足适履。求儒家民主化的当儿，也从儒家视角提出重新审核平等在民主理想中的真正意义与价值。
人们常常说东亚社会存在等级差别，“精英”这个范畴继续在有关华人社会和政治的著作中占据突出的位置。许多学者相信等级差别和精英主义是儒家学说根深蒂固的观念，它不仅是封建时代中国的国家正统思想，而且构成了东亚人尤其是华人生活方式的“心理文化结构”。因此，有人相信现代儒家社会要实现民主就必须让精英主义和民主达成和解，就没有什么让人惊讶的了。不过，精英主义在当今自由民主社会尤其是在美国往往被看作一个贬义词，虽然有政治哲学家把这些政体描述为“民主精英主义”的案例。因此，把“带有儒家特色的民主”作为精英主义提出来就突显了它对自由民主的挑战。贝淡宁认真对待精英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制度性安排，把他看到的儒家精英主义以德治国和防止权力滥用，可以追究责任的透明民主政府结合起来。
很感谢期刊的编辑给我机会，回应安靖如君对我所写的书评的回应。安靖如君的回应文章很有深度。他和我在“进步的”儒学政治学理念上并无分歧。他试图提出一套政治哲学理论，这种理论与儒学的德性观有紧密联系。但是，我发现他书中有趣但令人质疑的不仅仅是他贯穿全书的观点即德性提升需要宪政民主，更重要的还有他具体的关于自我坎陷的论述。他认为圣人（如果真有圣人的话）限制自己的德性，使自己服从宪政民主之法规，这样才能让自己及其他民众的德性成长起来。在我看来，这种论述（如果合理的话），为以儒学为基础的民主理论提供了最有力的论述。而这正是我反驳的核心。我认为，如果真有圣人存在的话（不大可能），儒家应该会青睐仁政而不是民主；换言之，圣人不应该自我限制其德性而是应该充分利用以造福百姓——在这种情况下不需要限制自己的德性。
作为传统思想体系的儒学，其政治观点与主张通常被认为需要重大的修订与更新。但是，依然有许多学者认为儒学的道德伦理思想与道德教诲对于现代社会有价值，与现代社会相关，且其思想依然具有吸引力，安靖如教授即是这样的学者。通常学者对于儒学的理解是其道德伦理思想与政治学说紧密相关，那么任何对其政治学说的修正将会带来一个难题：如何对儒学政治学说进行重大修正的前提下保留其德性伦理思想？安靖如在其《当代儒家政治哲学：进步儒学发凡》中大胆地尝试修正儒学政治学说而不以牺牲其德性伦理思想为代价。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如果要实现儒学的德性伦理思想，则修正其政治学说是必须的。他认为儒学可以是进步的，并称其当代儒家政治哲学理论为“进步儒学”。在完善其当代儒家政治哲学理论时，他从新儒家牟宗三的学说中找到灵感，特别是牟宗三关于“良知坎陷”的论述。本文即是评述“良知坎陷”说是否足以充分支持安靖如“进步儒学”的核心理念，即宪政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