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沃尔泽（吴万伟译）
普林斯顿大学
原载于 Dissent, Vol. 57, No. 1 (Winter 2010)
作者授权于进步儒学网
中国真正左派儒学的兴起或许是值得欢迎的新发展，但贝淡宁对这个学派的概括性描述并没有说服我它将起到中国当今所需要的意识形态的作用，虽然他谈到了里面应该包含什么内容，当代新左派如何促成了它的出现。贝自己也认识到左派儒学仍然有待检验，如果要认真实施的话。在此阶段，我仍然有三个担心。
1）贝把左派儒学描述为批评性的学说，但只在最后一段才说了一些能够称为严肃批评的话。他没有提到当代左派儒家做出的任何有影响的批评。举个简单的例子：当今中国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而且这种不平等状况还在进一步加剧。世界银行报告说中国工资占GDP的比例从1998年的53%下降到2005年的41.4%。很难称为平等国家的美国的相应比例是57%。欧龙余（New Politics 47, Summer 2009）认为，政府当今的经济刺激计划并没有集中在提高工资上，“虽然后一种措施在对付消费需求不足时比其他任何措施都更有效。”所以，如果用儒家社会批评的温和与谦卑的方式，“影响力很大的新左派学者”王绍光所说的中国政府“已经积极处理经济不平等”（选举民主没有即刻需要）并不可靠，批评力度不够。
贝的文章里没有任何东西显示左派儒学积极从事抗议当今政府镇压人权律师和记者的行径，他们试图揭露校舍豆腐渣工程或者在因地震造成数千学童死亡后官员隐瞒真相的做法，更没有批评政府对待西藏和西部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做法或为工人组织起来的权利辩护等。
贝似乎相信儒学在中国文化中已经是强大的力量（他引用例子说明儒学在很多领域的影响），但它显然不是批评性的力量，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这种批评的出现。专注于和谐、稳定、家长制、以及“更少争议性的冲突解决方式”应该比西方式批评更好的批评模 式。不过我倒要问问这“对谁更好？”
2）正如贝希望的，左派儒学似乎严重依靠西方意识形态，至少依靠他所批评的“自由派儒学”。他认为，中国应该实行社会民主、团结、人权、法治、以及他在文章其他部分几次提到的性别平等。但这些价值也必须“修改”以适应中国文化和中国的特殊情况。它们必须本土化。从道德和谨慎的角度看，这当然是能说得通的，但这里留下了棘手的问题：我们该如何评价这种修改？修改后的形式必须保留这些价值观，我们只能决定这些价值观是否保留了原来的意思。所以，最初并非儒家观点的男女平等就成为标准用以判断左派儒学任何形式的女权主义。当然，在本土化过程中存在协商的空间，但如果男女在权利和机会方面最终是不平等的，我们就不得不说这种修改走上了歧途。这和“自由派”儒学有什么区别呢？
真相在于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借用和修改西方价值观是很早以前就出现的事，而且已经非常先进了。中国的人权律师毫无疑问是勇敢的人，克服极大困难在努力工作，但他们决不是外星人。普通中国人或许在理解他们的话语时有点困难。在最近一本比较中国生锈地带和阳光地带的工人抗议活动的书中，李静君（Ching Kwan Lee）报道了生锈地带的老工人使用马克思主义语言，而阳光地带的年轻工人使用的是人权语言。（Against the Law: Labor Protest in China’s Rustbelt and Sunbel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这些语言都是当今中国的语言，左派儒学是否更好的抗议语言仍然有待证明。
3）贝建议的儒家对民主的改造在我看来尤其是反民主的。我敢肯定“做出有效的和道德上可靠的政治判断的能力是因人而异的”确实是不错的。同样真实的是“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辨认出拥有超越常人能力的人”。在民主社会中，那正是选民必须试图做的事。其他人能做这些事的观念有悠久的历史，但那是失败的历史。贵族世袭制从来成功过，它出产的政治领袖只会为贵族特权辩护。选贤任能确实可以为政府提供最好的和最聪明的人，但正如美国人能证明的，最好的和最聪明的人往往做出常识都可以避免的最可怕错误。儒家对年长者的青睐对我这个老人有吸引力，但我对自己很了解，我认识太多其他老人，很难想象我们应该有什么特别的政治权威。我们只会为自己从前犯下的错误辩护一直到死（一直到其他人死）。我不知道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老人比年轻人更严肃地看待“陌生人的利益”，或者在竞争性考试中及格者比不及格者更加支持全球正义。无论国内还是国外，获得正义的方法是给予遭受不公正对待的人政治权利。我看不出有任何其他方法。
虽然这样说，贝的描述还是有很多值得称道的地方。在读了他的文章后，我认为左派儒学在对抗中国的专制主义和不平等上的贡献或许比不上它对西方自由主义的修改和完善。中国需要更加犀利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