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克爾·沃爾澤（吳萬偉譯）
普林斯頓大學
原載於 Dissent, Vol. 57, No. 1 (Winter 2010)
作者授權於進步儒學網
中國真正左派儒學的興起或許是值得歡迎的新發展，但貝淡寧對這個學派的概括性描述並沒有說服我它將起到中國當今所需要的意識形態的作用，雖然他談到了裡面應該包含什麼內容，當代新左派如何促成了它的出現。貝自己也認識到左派儒學仍然有待檢驗，如果要認真實施的話。在此階段，我仍然有三個擔心。
1）貝把左派儒學描述為批評性的學說，但只在最後一段才說了一些能夠稱為嚴肅批評的話。他沒有提到當代左派儒家做出的任何有影響的批評。舉個簡單的例子：當今中國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國家之一，而且這種不平等狀況還在進一步加劇。世界銀行報告說中國工資佔GDP的比例從1998年的53%下降到2005年的41.4%。很難稱為平等國家的美國的相應比例是57%。歐龍余（New Politics 47, Summer 2009）認為，政府當今的經濟刺激計劃並沒有集中在提高工資上，“雖然後一種措施在對付消費需求不足時比其他任何措施都更有效。”所以，如果用儒家社會批評的溫和與謙卑的方式，“影響力很大的新左派學者”王紹光所說的中國政府“已經積極處理經濟不平等”（選舉民主沒有即刻需要）並不可靠，批評力度不夠。
貝的文章裡沒有任何東西顯示左派儒學積極從事抗議當今政府鎮壓人權律師和記者的行徑，他們試圖揭露校舍豆腐渣工程或者在因地震造成數千學童死亡後官員隱瞞真相的做法，更沒有批評政府對待西藏和西部穆斯林少數民族的做法或為工人組織起來的權利辯護等。
貝似乎相信儒學在中國文化中已經是強大的力量（他引用例子說明儒學在很多領域的影響），但它顯然不是批評性的力量，也沒有任何跡象顯示這種批評的出現。專注於和諧、穩定、家長制、以及“更少爭議性的衝突解決方式”應該比西方式批評更好的批評模 式。不過我倒要問問這“對誰更好？”
2）正如貝希望的，左派儒學似乎嚴重依靠西方意識形態，至少依靠他所批評的“自由派儒學”。他認為，中國應該實行社會民主、團結、人權、法治、以及他在文章其他部分幾次提到的性別平等。但這些價值也必須“修改”以適應中國文化和中國的特殊情況。它們必須本土化。從道德和謹慎的角度看，這當然是能說得通的，但這裡留下了棘手的問題：我們該如何評價這種修改？修改後的形式必須保留這些價值觀，我們只能決定這些價值觀是否保留了原來的意思。所以，最初並非儒家觀點的男女平等就成為標準用以判斷左派儒學任何形式的女權主義。當然，在本土化過程中存在協商的空間，但如果男女在權利和機會方面最終是不平等的，我們就不得不說這種修改走上了歧途。這和“自由派”儒學有什麼區別呢？
真相在於中國和世界其他地方借用和修改西方價值觀是很早以前就出現的事，而且已經非常先進了。中國的人權律師毫無疑問是勇敢的人，克服極大困難在努力工作，但他們決不是外星人。普通中國人或許在理解他們的話語時有點困難。在最近一本比較中國生鏽地帶和陽光地帶的工人抗議活動的書中，李靜君（Ching Kwan Lee）報導了生鏽地帶的老工人使用馬克思主義語言，而陽光地帶的年輕工人使用的是人權語言。 （Against the Law: Labor Protest in China’s Rustbelt and Sunbel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這些語言都是當今中國的語言，左派儒學是否更好的抗議語言仍然有待證明。
3）貝建議的儒家對民主的改造在我看來尤其是反民主的。我敢肯定“做出有效的和道德上可靠的政治判斷的能力是因人而異的”確實是不錯的。同樣真實的是“政治體制的一個重要任務是辨認出擁有超越常人能力的人”。在民主社會中，那正是選民必須試圖做的事。其他人能做這些事的觀念有悠久的歷史，但那是失敗的歷史。貴族世襲制從來成功過，它出產的政治領袖只會為貴族特權辯護。選賢任能確實可以為政府提供最好的和最聰明的人，但正如美國人能證明的，最好的和最聰明的人往往做出常識都可以避免的最可怕錯誤。儒家對年長者的青睞對我這個老人有吸引力，但我對自己很了解，我認識太多其他老人，很難想像我們應該有什麼特別的政治權威。我們只會為自己從前犯下的錯誤辯護一直到死（一直到其他人死）。我不知道有任何證據能證明老人比年輕人更嚴肅地看待“陌生人的利益”，或者在競爭性考試中及格者比不及格者更加支持全球正義。無論國內還是國外，獲得正義的方法是給予遭受不公正對待的人政治權利。我看不出有任何其他方法。
雖然這樣說，貝的描述還是有很多值得稱道的地方。在讀了他的文章後，我認為左派儒學在對抗中國的專制主義和不平等上的貢獻或許比不上它對西方自由主義的修改和完善。中國需要更加犀利的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