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十年，曾一度被視為現代化道路上最大阻礙的儒家思想，已經在中國以及整個東亞泛漢語地區實現了偉大的複興，成為政治話語和理論的主流。在文化革命中，中國知識分子曾遭到共產主義專制政權的貶低，後者將儒學視為封建殘餘，試圖徹底推翻。而如今，中國的知識階層自信地提出主張，認為儒家思想可以將中國人從當下後冷戰時代的文化政治危機中解救出來。舉例來說，眾多的知識分子正在就如何改革中國憲法體系和政治制度，以儒家思想為根據強化憲法改革的核心問題進行積極而嚴肅的討論。儒學的核心哲學假設和倫理認知，依他們之見，是與西方權利基礎的自由主義互不相容的。儒家思想信奉的是一種政治精英主義——用貝淡寧（Daniel A. Bell）的話說就是一種由最優秀、最智慧的精英來實行的統治——並且，相較於個人權利中心的自由主義民主制度，儒家精英主義是實現更偉大中國的現實政治選擇。甚至，一部分更激進的儒家學者試圖將儒學奉為國教，提倡恢復其政治、宗教上的正統地位。
在1989年，我大力支持天安門廣場上學生領導的親民主示威遊行。因為對中國不是很了解，我猜想我支持學生部分是出於一種自愛，似乎他們是想遵循我的社會和政治理想。我根本沒有想到中國的民主可能採取紮根於自己傳統的特殊形式。但是五年後，我讀到瞭如下的話：…
中國真正左派儒學的興起或許是值得歡迎的新發展，但貝淡寧對這個學派的概括性描述並沒有說服我它將起到中國當今所需要的意識形態的作用，雖然他談到了裡面應該包含什麼內容，當代新左派如何促成了它的出現。貝自己也認識到左派儒學仍然有待檢驗，如果要認真實施的話。在此階段，我仍然有三個擔心。
根據金聖文（Sungmoon Kim）的觀點，儒學公共理性這一概念可以起到一箭雙雕的作用：既有助於表述現代儒家文化圈（如韓國）的政治民主化進程，又可以起到理論規範的作用，從而指導儒家文化圈國家發揮更好的社會與政治功能。然而我將要論證金聖文對儒學公共理性的論述過於薄弱、抽象，與韓國文化之根所表現出的價值與實踐背離太遠。因此，他需要更明晰地闡述其理論並納入新的概念如陳明所推崇的“公民宗教”。在文章的最後，通過並置公民宗教與公共理性的概念，將使我們有機會更好地理解儒學公民宗教及其潛在的相關性，這種相關性不僅僅與韓國有關，而且與台灣、中國大陸有關。
儒家民主主義者認為，如現代儒家政治體必須從君主制轉變到憲政民主一般，必須對儒家政治領袖的角色進行反思。這並不意味著現代儒家必須擯棄傳統儒家視野下的領袖觀。然而，儘管在現代民主儒學的新背景下，一些關鍵的儒家見解在某種程度上呈現出了新意涵，但這些洞見的傳統內涵依舊重要。在陳祖為（Joseph Chan）和陳永政（Elton Chan）新作的基礎上，我首先大致勾畫了傳統儒家觀念中啟髮型領袖的輪廓。其次，我解析並批評了慈繼偉對於基於 “認同模式”主體性的儒家領袖觀與民主不相容的論斷。第三，我用自己作品《進步儒學》中的一些觀點來論證了現代儒家需要通過擁抱人本民主，而不是民本威權主義，來解決傳統儒學中的張力。在最後的結論中，我明確解釋了為什麼儒家民主仍然需要政治領袖來扮演那些本著傳統儒家領袖精神的角色。
相較於那些認為“儒家民主”是一組矛盾概念的觀點，儒家思想的崇拜者，包括一些西方學者，已經論證了儒家民主對自由民主進行替代的可能性，甚至在他們看來，儒家民主是一種更優機制。這篇文章將儒家民主置於“文明的政治”這個背景中，儒家在這一背景中被認為服務於威權政治。對於逐漸接受多樣性的全球文化影響的東亞人群而言，他們急需一條能夠走出在他們的儒家遺產和民主生活之間必擇其一的困境的出路。儒家民主正是在這種背景下，通過用民主價值將儒家現代化，同時用儒家的關懷修正民主。這種複雜的比較政治學概念所強調的視角取決於特殊的背景。通過批判貝淡寧在其著作《超越自由民主》中所提出的“認真對待精英主義：儒家特色的民主”這一方案，我認為，在當前東亞的現實境況下，應更加務實的優先考慮在於去強調儒家民主中的平等價值，並且同時還應去論證儒家賢能政治的優越性。
儒家所倡導之理想社會向來被視為階級社會。從民主為現代社會之主流理想出發，此乃儒家現代化之一大絆腳石，因為平等是核心民主價值。雖然傳統的儒家社會並不平等，而儒家文獻也似乎沒提到民主或平等的可貴，當代學者不乏討論儒家哲學是否可容納平等此民主價值者。通過梳理對這課題的各種不同論證，及反思平等價值在民主思想中的意義與功用，這篇論文提議從先秦儒家文獻裡如何處理不平等所造成的社會道德問題，來重建現代儒家平等觀。捨棄傳統西方平等觀的形而上基石，以不同文化社會共有的現實問題作起點，其思考方向希望避開削足適履。求儒家民主化的當兒，也從儒家視角提出重新審核平等在民主理想中的真正意義與價值。
人們常常說東亞社會存在等級差別，“精英”這個範疇繼續在有關華人社會和政治的著作中佔據突出的位置。許多學者相信等級差別和精英主義是儒家學說根深蒂固的觀念，它不僅是封建時代中國的國家正統思想，而且構成了東亞人尤其是華人生活方式的“心理文化結構”。因此，有人相信現代儒家社會要實現民主就必須讓精英主義和民主達成和解，就沒有什麼讓人驚訝的了。不過，精英主義在當今自由民主社會尤其是在美國往往被看作一個貶義詞，雖然有政治哲學家把這些政體描述為“民主精英主義”的案例。因此，把“帶有儒家特色的民主”作為精英主義提出來就突顯了它對自由民主的挑戰。貝淡寧認真對待精英主義，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制度性安排，把他看到的儒家精英主義以德治國和防止權力濫用，可以追究責任的透明民主政府結合起來。
很感謝期刊的編輯給我機會，回應安靖如君對我所寫的書評的回應。安靖如君的回應文章很有深度。他和我在“進步的”儒學政治學理念上並無分歧。他試圖提出一套政治哲學理論，這種理論與儒學的德性觀有緊密聯繫。但是，我發現他書中有趣但令人質疑的不僅僅是他貫穿全書的觀點即德性提升需要憲政民主，更重要的還有他具體的關於自我坎陷的論述。他認為聖人（如果真有聖人的話）限制自己的德性，使自己服從憲政民主之法規，這樣才能讓自己及其他民眾的德性成長起來。在我看來，這種論述（如果合理的話），為以儒學為基礎的民主理論提供了最有力的論述。而這正是我反駁的核心。我認為，如果真有聖人存在的話（不大可能），儒家應該會青睞仁政而不是民主；換言之，聖人不應該自我限制其德性而是應該充分利用以造福百姓——在這種情況下不需要限制自己的德性。
作為傳統思想體系的儒學，其政治觀點與主張通常被認為需要重大的修訂與更新。但是，依然有許多學者認為儒學的道德倫理思想與道德教誨對於現代社會有價值，與現代社會相關，且其思想依然具有吸引力，安靖如教授即是這樣的學者。通常學者對於儒學的理解是其道德倫理思想與政治學說緊密相關，那麼任何對其政治學說的修正將會帶來一個難題：如何對儒學政治學說進行重大修正的前提下保留其德性倫理思想？安靖如在其《當代儒家政治哲學：進步儒學發凡》中大膽地嘗試修正儒學政治學說而不以犧牲其德性倫理思想為代價。更重要的是，他認為如果要實現儒學的德性倫理思想，則修正其政治學說是必須的。他認為儒學可以是進步的，並稱其當代儒家政治哲學理論為“進步儒學”。在完善其當代儒家政治哲學理論時，他從新儒家牟宗三的學說中找到靈感，特別是牟宗三關於“良知坎陷”的論述。本文即是評述“良知坎陷”說是否足以充分支持安靖如“進步儒學”的核心理念，即憲政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