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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新儒家所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是：這一以道德為主要關注點的文化傳統如何與現代民主政治相適應？與那種認為儒家應局限於道德教育的觀點相反，文章認為儒家必鬚髮展出一種參與性的政治，其原因有三：一是政治參與是個人道德培養的必要手段；二是政治的獨立性要求客觀的製度結構而不僅僅是道德教化；三是我們人性中的缺陷只有通過廣泛的政治參與才能克服。

今天，儒家哲學應當是“有根的全球哲學”：植根於儒家傳統，並從全球的其他哲學傳統受到激勵。進步儒學即是通往儒家政治哲學的這樣一條進路的一個例子。它的基本理論結構像一隻三腳凳，乃是德性—禮—政治的相互關係。所有三個維度皆植根於傳統，但所有三個維度以及這些維度相互聯繫的方式，卻已經在回應新的情境與挑戰中經歷了新的發展。倫理的德性是進步儒學最基礎的目標，但是，要使德性的獲得成為可能，個人的德性就必須坎陷自身，並遵從政治的規則( 例如法律) 。同理，人類社會中，對於倫理規範與政治規範之實現來說，禮的規範也是必要的。因此，所有三個維度都是至關重要的，都是理解儒家政治哲學的必不可少的部分。

安靖如是美國當代著名漢學家，他在宋明理學研究和儒家政治哲學研究方面均卓有建樹。本文通過梳理安氏的學思歷程和研究成果,大致從三個方面評介其學術貢獻。一、重新審視和發掘宋明理學的現代意義。他以“聖境”為中心深入宋明理學的基本範疇及其相互關聯,探析了儒家成人之學的內在邏輯和現代意義。二、舉“進步儒學”大旗側身於現代儒家政治哲學行列。安氏的“進步儒學”強調法治、人權和道德進步，反思壓迫、權威與專制，並透過重新詮釋“自我坎陷”溝通心性儒學與政治儒學。此外，安氏注重中國人權問題，分析了中國人權的獨特意義與特殊語境，對中國的權利觀念提出了許多獨到見解。三、反思方法與跨文化視域下的哲學審視。安氏的研究方法的主要特徵有二：一是靈活運用的比較哲學的手段，二是多元綜合的視角，他提出了諸如“有根的全球哲學”等頗有啟發性的方法論思考。安靖如的他者視角的確發掘了儒學的許多新的問題和理境，但同時也存在一些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

面對女性主義革命批判性的聲討，儒學的歷史狀況並非樂觀。然而，對於其他的古代哲學與宗教文化而言，同樣地，沒有哪一個得以逃脫這一批判。當全球範圍內的原始先民進入其歷史的發展過程，他們都因承受進化的壓力而發展出男權統治的社會模式。部落戰爭、大型圍獵、耕耘土地，所有這些都需要體格碩大而強壯的男性；而懷孕、養育後代的任務卻需要女性的相對較大的臀部與不必要多強壯的上肢力量。當然，在原始先民的部落之中，有很多不同的社會安排以滿足勞動分工的要求。有證據顯示，女性參加公共生活的程度是與父親們參與撫養後代的程度正相關的。但是，生物的進化規則卻傾向於支持那些為了部落的安全能夠迅速作出決斷的體格健壯的男性。而這一規則也同樣支持男性對於婦女和兒童的統治權威。

過去十年，曾一度被視為現代化道路上最大阻礙的儒家思想，已經在中國以及整個東亞泛漢語地區實現了偉大的複興，成為政治話語和理論的主流。在文化革命中，中國知識分子曾遭到共產主義專制政權的貶低，後者將儒學視為封建殘餘，試圖徹底推翻。而如今，中國的知識階層自信地提出主張，認為儒家思想可以將中國人從當下後冷戰時代的文化政治危機中解救出來。舉例來說，眾多的知識分子正在就如何改革中國憲法體系和政治制度，以儒家思想為根據強化憲法改革的核心問題進行積極而嚴肅的討論。儒學的核心哲學假設和倫理認知，依他們之見，是與西方權利基礎的自由主義互不相容的。儒家思想信奉的是一種政治精英主義——用貝淡寧（Daniel A. Bell）的話說就是一種由最優秀、最智慧的精英來實行的統治——並且，相較於個人權利中心的自由主義民主制度，儒家精英主義是實現更偉大中國的現實政治選擇。甚至，一部分更激進的儒家學者試圖將儒學奉為國教，提倡恢復其政治、宗教上的正統地位。

目前學界、包括儒學界充斥著對儒學的種種誤讀，其中之一就是將儒學與現代性對立起來，以至用所謂 “儒家傳統” 來抗拒現代文明價值。其實，儒學本然地蘊涵著現代性。儒學的現代性不僅源於中國社會的現代轉型，而且基於儒學自身的基本原理，即 “仁→義→禮” 的理論建構。這個原理要求根據正義原則 ( 義) ，包括超越差等之愛而追求一體之仁的正當性原則、順應特定時代的基本生活方式的適宜性原則，來 “損益” 即變革社會規範及其製度 ( 禮) 。因此，在現代性的生活方式下，儒學原理要求儒學自身現代化。儒學的現代化進程，就是儒學的現代性的展開過程。儒學的現代化已經不僅是一種理論設想，而是一種歷史事實; 但同時，這個歷史進程尚未結束，而且往往誤入迷途而陷入原教旨主義，這是值得高度警惕的。

在當代西方政治哲學中,存在著中立的自由主義和國家完善主義之間的論爭。按照對二者差異的粗線條的描述,我們可能都認為完善論是正確的,並認為儒家思想也是一種完善論。但是，國家完善論仍然存在一些嚴重的問題。本文集中考察自由主義和完善論在其相互論爭時所忽視的一個維度。在自由主義有關國家對於公民關涉他人的行為方面是否該有所作為的問題上,完善論沒有異議。自由主義在這一問題上的看法是有問題的,正是在這一問題上，儒學作為一種國家完善論可以作出最獨特的貢獻。

在當代西方政治哲學中，存在著中立的自由主義和國家完善主義之間的論爭。按照對二者差異的粗線條的描述，我們可能都認為完善論是正確的，並認為儒家思想也是一種完善論。但是，國家完善論仍然存在一些嚴重的問題。本文集中考察自由主義和完善論在其相互論爭時所忽視的一個維度。在自由主義有關國家對於公民關涉他人的行為方面是否該有所作為的問題上，完善論沒有異議。自由主義在這一問題上的看法是有問題的，正是在這一問題上，儒學作為一種國家完善論可以作出最獨特的貢獻。

在1989年，我大力支持天安門廣場上學生領導的親民主示威遊行。因為對中國不是很了解，我猜想我支持學生部分是出於一種自愛，似乎他們是想遵循我的社會和政治理想。我根本沒有想到中國的民主可能採取紮根於自己傳統的特殊形式。但是五年後，我讀到瞭如下的話：…

中國真正左派儒學的興起或許是值得歡迎的新發展，但貝淡寧對這個學派的概括性描述並沒有說服我它將起到中國當今所需要的意識形態的作用，雖然他談到了裡面應該包含什麼內容，當代新左派如何促成了它的出現。貝自己也認識到左派儒學仍然有待檢驗，如果要認真實施的話。在此階段，我仍然有三個擔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