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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的必要性——走向现代儒家政治

现代新儒家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这一以道德为主要关注点的文化传统如何与现代民主政治相适应?与那种认为儒家应局限于道德教育的观点相反,文章认为儒家必须发展出一种参与性的政治,其原因有三:一是政治参与是个人道德培养的必要手段;二是政治的独立性要求客观的制度结构而不仅仅是道德教化;三是我们人性中的缺陷只有通过广泛的政治参与才能克服。

儒家的“德性—礼—政治”模式——进步儒学视角下的政治哲学

今天,儒家哲学应当是“有根的全球哲学”:植根于儒家传统,并从全球的其他哲学传统受到激励。进步儒学即是通往儒家政治哲学的这样一条进路的一个例子。它的基本理论结构像一只三脚凳,乃是德性—礼—政治的相互关系。所有三个维度皆植根于传统,但所有三个维度以及这些维度相互联系的方式,却已经在回应新的情境与挑战中经历了新的发展。伦理的德性是进步儒学最基础的目标,但是,要使德性的获得成为可能,个人的德性就必须坎陷自身,并遵从政治的规则( 例如法律) 。同理,人类社会中,对于伦理规范与政治规范之实现来说,礼的规范也是必要的。因此,所有三个维度都是至关重要的,都是理解儒家政治哲学的必不可少的部分。

圣境、进步儒学与美国新儒家——安靖如的儒学研究评介

安靖如是美国当代著名汉学家,他在宋明理学研究和儒家政治哲学研究方面均卓有建树。本文通过梳理安氏的学思历程和研究成果,大致从三个方面评介其学术贡献。一、重新审视和发掘宋明理学的现代意义。他以“圣境”为中心深入宋明理学的基本范畴及其相互关联,探析了儒家成人之学的内在逻辑和现代意义。二、举“进步儒学”大旗侧身于现代儒家政治哲学行列。安氏的“进步儒学”强调法治、人权和道德进步,反思压迫、权威与专制,并透过重新诠释“自我坎陷”沟通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此外,安氏注重中国人权问题,分析了中国人权的独特意义与特殊语境,对中国的权利观念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三、反思方法与跨文化视域下的哲学审视。安氏的研究方法的主要特征有二:一是灵活运用的比较哲学的手段,二是多元综合的视角,他提出了诸如“有根的全球哲学”等颇有启发性的方法论思考。安靖如的他者视角的确发掘了儒学的许多新的问题和理境,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儒学与女性主义革命——礼的规定性与性角色的社会建构

面对女性主义革命批判性的声讨,儒学的历史状况并非乐观。然而,对于其他的古代哲学与宗教文化而言,同样地,没有哪一个得以逃脱这一批判。当全球范围内的原始先民进入其历史的发展过程,他们都因承受进化的压力而发展出男权统治的社会模式。部落战争、大型围猎、耕耘土地,所有这些都需要体格硕大而强壮的男性;而怀孕、养育后代的任务却需要女性的相对较大的臀部与不必要多强壮的上肢力量。当然,在原始先民的部落之中,有很多不同的社会安排以满足劳动分工的要求。有证据显示,女性参加公共生活的程度是与父亲们参与抚养后代的程度正相关的。但是,生物的进化规则却倾向于支持那些为了部落的安全能够迅速作出决断的体格健壮的男性。而这一规则也同样支持男性对于妇女和儿童的统治权威。

超越规训社会:韩国儒家民主之重构

过去十年,曾一度被视为现代化道路上最大阻碍的儒家思想,已经在中国以及整个东亚泛汉语地区实现了伟大的复兴,成为政治话语和理论的主流。在文化革命中,中国知识分子曾遭到共产主义专制政权的贬低,后者将儒学视为封建残余,试图彻底推翻。而如今,中国的知识阶层自信地提出主张,认为儒家思想可以将中国人从当下后冷战时代的文化政治危机中解救出来。举例来说,众多的知识分子正在就如何改革中国宪法体系和政治制度,以儒家思想为根据强化宪法改革的核心问题进行积极而严肃的讨论。儒学的核心哲学假设和伦理认知,依他们之见,是与西方权利基础的自由主义互不相容的。儒家思想信奉的是一种政治精英主义——用贝淡宁(Daniel A. Bell)的话说就是一种由最优秀、最智慧的精英来实行的统治——并且,相较于个人权利中心的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儒家精英主义是实现更伟大中国的现实政治选择。甚至,一部分更激进的儒家学者试图将儒学奉为国教,提倡恢复其政治、宗教上的正统地位。

论儒学的现代性

目前学界、包括儒学界充斥着对儒学的种种误读,其中之一就是将儒学与现代性对立起来,以至用所谓 “儒家传统” 来抗拒现代文明价值。其实,儒学本然地蕴涵着现代性。儒学的现代性不仅源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而且基于儒学自身的基本原理,即 “仁→义→礼” 的理论建构。这个原理要求根据正义原则 ( 义) ,包括超越差等之爱而追求一体之仁的正当性原则、顺应特定时代的基本生活方式的适宜性原则,来 “损益” 即变革社会规范及其制度 ( 礼) 。因此,在现代性的生活方式下,儒学原理要求儒学自身现代化。儒学的现代化进程,就是儒学的现代性的展开过程。儒学的现代化已经不仅是一种理论设想,而是一种历史事实; 但同时,这个历史进程尚未结束,而且往往误入迷途而陷入原教旨主义,这是值得高度警惕的。

公共权力应如何劝教生活方式——自由主义、国家完善论与儒家的不同见解

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存在着中立的自由主义和国家完善主义之间的论争。按照对二者差异的粗线条的描述,我们可能都认为完善论是正确的,并认为儒家思想也是一种完善论。但是,国家完善论仍然存在一些严重的问题。本文集中考察自由主义和完善论在其相互论争时所忽视的一个维度。在自由主义有关国家对于公民关涉他人的行为方面是否该有所作为的问题上,完善论没有异议。自由主义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是有问题的,正是在这一问题上,儒学作为一种国家完善论可以作出最独特的贡献。

自由主义的中立性、国家完善论和儒家思想:一个被忽略的维度

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存在着中立的自由主义和国家完善主义之间的论争。按照对二者差异的粗线条的描述,我们可能都认为完善论是正确的,并认为儒家思想也是一种完善论。但是,国家完善论仍然存在一些严重的问题。本文集中考察自由主义和完善论在其相互论争时所忽视的一个维度。在自由主义有关国家对于公民关涉他人的行为方面是否该有所作为的问题上,完善论没有异议。自由主义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是有问题的,正是在这一问题上,儒学作为一种国家完善论可以作出最独特的贡献。

贝淡宁的答复

在1989年,我大力支持天安门广场上学生领导的亲民主示威游行。因为对中国不是很了解,我猜想我支持学生部分是出于一种自爱,似乎他们是想遵循我的社会和政治理想。我根本没有想到中国的民主可能采取扎根于自己传统的特殊形式。但是五年后,我读到了如下的话:…

对贝淡宁“复兴中国传统”一文的反应

中国真正左派儒学的兴起或许是值得欢迎的新发展,但贝淡宁对这个学派的概括性描述并没有说服我它将起到中国当今所需要的意识形态的作用,虽然他谈到了里面应该包含什么内容,当代新左派如何促成了它的出现。贝自己也认识到左派儒学仍然有待检验,如果要认真实施的话。在此阶段,我仍然有三个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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