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淡寧（吳萬偉譯）
香港大學
原載於 Dissent, Vol. 57, No. 1 (Winter 2010)
作者授權於進步儒學網
在1989年，我大力支持天安門廣場上學生領導的親民主示威遊行。因為對中國不是很了解，我猜想我支持學生部分是出於一種自愛，似乎他們是想遵循我的社會和政治理想。我根本沒有想到中國的民主可能採取紮根於自己傳統的特殊形式。但是五年後，我讀到瞭如下的話：
我認識到學生（1989年天安門廣場）論證中的使命感或者特殊政治角色顯然和美國（民主）理想（一直存在一種對受教育階級的敵意）是格格不入的，也可能和流行的抽象理論或者普遍理論格格不入。學生的精英意識或許紮根於列寧主義先鋒隊的政治，更可能是來自共產主義思想前中國特有的文化傳統（儒家的，正統思想），在任何形式的中國民主中這些肯定要顯示出來。
這些話是我最喜歡的西方政治理論家邁克爾·沃爾澤（Michael Walzer）在他的書《厚與薄》(1994)中寫的，它激勵我思考實踐中的中國特色的民主應該是什麼樣子。對於北美左派來說，受到良好教育者是視野開闊、開明智慧之人的觀點並不一定站得住腳，但是我或許需要超越固定模式來思考。考慮到中國賢能政治的悠久歷史以及反智主義的文革的苦難經歷，在中國背景下思考給予知識精英權力的方法或許是有道理的。幾年後，我草擬了一個兩院制國會的建議，一個是民主選舉出來的代表組成的下院，一個是經過競爭性考試選拔出來的代表組成的上院。這時候，我已經知道沃爾澤不僅是激勵人的理論家，而且是個友好的令人感到溫暖的朋友，他說服我修改這個建議，上院應該在憲法上從屬於民主選舉的下院。
但現在我改變了想法，這主要是因為我在中國生活的經驗和我與那裡的學生和著名知識分子的交往。在過去10年裡，中國知識分子重新與過去銜接上了，許多不同的政治改革建議紛紛出現，它們至少部分是紮根於中國自己的傳統的。最有思想深度和最詳細的建議試圖把“西方”民主觀點與“儒家”賢能政治觀點結合起來，而不是把儒家價值觀或者機構作為先驗真理的概念的附庸。裡麵包含勞動分工，民主制在某些領域佔優勢，賢能政治在另外一些領域佔優勢。如果是中國農村的土地糾紛，農民應該有更大的發言權。如果是關於工資和勞動安全方面的糾紛，工人應該有更大發言權。實際上，它意味著更多的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和政治過程中工人和農民的更大代表性。
但是關於外交政策議題呢？把“權力交給人民”或許起作用或許並不湊效。如果美國的政治過程中受到大學教育的人獲得額外選舉權，喬治·布什可能就不會當選美國總統，美國就可能不會攻打伊拉克。子孫後代的利益怎麼辦？沃爾澤說“無論國內還是國外，獲得正義的方法是給予遭受不公正對待的人政治權利”，但是哪個以國家為基礎的民主社會給予受到全球變暖影響的後代權力了？在當代選民和子孫後代的利益發生衝突的時候，民主社會什麼時候能站在後者一邊？如果中國採用賢能政治的政府管理體制，將政治領袖代表子孫後代、外國人、以及所有可能受到統治者政策影響的人的利益的任務制度化，用儒家的語言“天下”，難道不應該鼓勵他們這樣做嗎？為什麼要盲目地支持作為普遍理想的民主，即使它違背中國自己的傳統，違反當今許多中國知識分子的反思和理解呢？沃爾澤宣稱儒學“顯然不是批評性的力量”，但是果真如此的話，為什麼受儒家思想激發的理論家遭遇審查呢？在當今中國，出版一本關於民主理論和人權的書要比出版一本具有社會和體制隱含意義的儒家政治理論的書更加容易。在我看來，這正好說明儒學可能太多批評，太多烏托邦色彩，太遠離現實。
另一方面，儒學最近的複興確實給人帶來某些希望。或許西方左派自由主義者對中國的政治改革感到越來越悲觀，因為他們珍視的一人一票制的理想和多黨制似乎越來越遙遠了。但是，如果具有批評思想的中國知識分子和政治改革者現在越來越多地從儒家價值觀如賢能政治、禮儀、和諧中尋求靈感，思考如何把中國傳統與外國遺產如社會主義、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等結合起來，難道不應該對這些解釋保持開放態度嗎？或許“中國需要更加犀利的主張”，但我覺得如果這主張不是“來自共產主義思想前中國特有的文化傳統（儒家的，正統思想），在任何形式的中國民主中這些肯定要顯示出來”，它肯定是不能長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