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彤東
復旦大學哲學學院
本文刪節版發表於《南方周末》2016年9月30日，網絡版見：http://www.infzm.com/content/119963
作者授權於進步儒學網1
1. 人民的網絡與覺得每屆人民都不行的儒家
網絡的出現，讓我們有了更大的言論空間，也給更多的人以言論空間。從促進自由民主的角度看，互聯網的角色似乎應該是非常正面的。互聯網上的各種組織，尤其是現在的微信群，給大家提供了24小時不停歇的意見交流的場所。並且，以前“屁民”就是有點什麼抱怨，也沒有什麼人聽見。但是，現在很多我們從來不曾知道其存在的人的小事情，都可能因為網絡的擴大而成為轟動性事件。最近的一個例子，就是海南的暴力執法。感謝網絡，讓我們知道了這件事情，並因為它被曝光，它才被處理。對互聯網的這種顯見的正面作用，儒家（比如孔孟）會對它持什麼態度？
我想，他們的態度會比較微妙。一方面，春秋戰國時代，西周的封建貴族政體垮台。隨著以血緣為基礎的貴族的消逝，一個（絕大多數的）人生來平等的平民化社會興起了。對這種新出現的平等，先秦儒家是認可、支持甚至鼓動的。比如，孔子之前，只有貴族才能接受教育，並且只有貴族才能去教育其他貴族。 《春秋》本來是魯國的官史，而修《春秋》就應該是出身貴族的史官去做的。了解了這個背景，我們才會明白，出身卑賤的孔子（這是他自己親口承認的）講“有教無類”，去教育那些不同出身和背景的弟子，甚至他自己還去編寫《春秋》，這些事件本身是多麼的劃時代。雖然我們心中的孔子形象常常是一個保守的、述而不作的形象，但是想想上面提到的這些事情，我們會發現其實他是非常具有革命性的。如果我們認為孔子是第一個私人教師，並因而我們可以把諸子百家都可以追溯到他身上的話，那麼孔子就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擁抱平等的思想家。
這種對平等的擁抱，到了孟子、荀子就更厲害了。孟子承認“人皆可以為堯舜”，荀子講“塗之人皆可以為禹”，即街上隨便一個人都可以成為大禹這樣的聖王。從儒家這種對平等的態度，我們似乎馬上就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即對更多的人民通過互聯網參與到政治的討論中來的趨向，擁抱平等、認為每個人都有參與政治的可能的儒家會持支持的態度。
但是，我們仔細讀先秦儒家經典的話，我們會看到，除了平等的一面，先秦儒家還有一個很強的精英側面。在《論語》裡面，孔子說“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就是說一般人以下，太玄妙的東西是無法跟他們講明白的。他更著名（或臭名昭著）的一句話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是說我們可以讓人民知道怎麼去做正確的事情，讓他跟著去做正確的事情，但我們不能讓他理解，為什麼要做這些正確的事情，為什麼這些事情是正確的。
當然，尤其是有著更強的平等觀念的宋明儒者（他們有更強的平等觀念，我想一個因素是佛教的影響，另一個因素是平民化社會發展的自然結果），他們試圖削弱先秦儒家的那種精英式的、看不起人民的味道，比如“洗白”上面提到的孔子的這句話。但是，在《論語》裡面，孔子看低人民的話不止這麼一句，他還說了很多其他類似的話。所以，這句話的意思，應該就是它表面的意思，即一般的民眾是很難理解儒家的行為規範（禮）背後的道理，能讓他們守規矩就不錯了。用現在流行的話說，儒家不僅覺得這屆人民不行，他們會覺得哪屆人民都不行。
如果我們認識到先秦儒家的精英層面，我們就會知道，儒家並不太會為網絡時代的眾聲喧嘩那麼激動。當然，這不是說儒家會不讓人民表達自己的意見，而是他們會認為，人民表達出來的意見的積極意義有限。互聯網只是給缺乏理智、缺乏道德的人民表達自己的意見多了一個渠道而已。在這一點上，儒家不會被互聯網給所有的人民提供了一個新的言論途徑而感到歡欣鼓舞。當然，這不意味著儒家要去壓制人民的言論，但他也不會像很多中國或世界上的自由民主派，覺得互聯網給人民提供言論空間是件多麼好的事情。
2. 網絡讓人民更加不行
儒家這種對民眾言論不甚積極的態度，看起來政治上非常不正確，但是，如果我們看看互聯網時代民眾的現實，我們會發現，儒家的這種態度也許有它的道理。像上面提到的海南暴力執法被曝光的事件所展示的，互聯網，尤其是在言論不暢的國家裡面，有很大的正面作用。但是，我們在看到這些正面作用的時候，同時也要意識到互聯網也帶來或強化了其他一些現象，比如，互聯網讓各種各樣的社會邊緣人找到其群體提供了可能，讓這個世界分隔成獨立、老死不相往來的“單子”。
其實，在有線電視興起的時候，類似的效果已經在美國展現出來了。比起傳統的、以無線傳播的全國性大電視台（NBC, CBS, ABC），有線電視台經常是立場分明乃至極端的。因為靠收費生存的有線電視台不需要大多數美國人觀看，但需要一個人數足夠多、同時非常穩定的群體觀看，所以它採取的競爭策略就是立場鮮明，以吸引一個雖不佔人口多數、但是非常穩定的群體。與此相對，以前的大的無線電視台，這麼做無異於商業自殺。這種有線電視台發展策略的好處，是我們有了《權力的遊戲》等有個性的美劇，其壞處，就是有了左右立場分明、拒絕與不同觀點進行真正對話的各種新聞與政論節目。
與此類似，在互聯網之前，因為社會邊緣人不合於主流，所以他們可能羞於表達自己的立場或取向，或者在表達之後與主流立場發生碰撞，可能導致其反思自己的立場是否正確。互聯網的出現，幫助這些人找到了他們的同道，並因此形成一個小團體。一方面，這有利於社會的寬容與多元，比如這種現像對同性戀群體的影響。但另一方面，這也使得那些有著各種各樣邊緣的、並且政治上極端且錯誤的立場（比如種族仇恨）固化。並且因為他們的立場極端，他們的言論很容易成為標題黨吸引眼球，所以實質上給了他們一個不成比例的言論的空間，讓他們的言論得以放大，而讓主流意見成了“沉默的多數”（silent majority）。特朗普因為立場極端，所以得到很多媒體（包括批評他的媒體）的免費的宣傳，可以說是上面的論述的最後一點的例證。
但我們會問，當他們的極端言論表達出來，不是也還是會受到社會的壓力，他們也就有可能因而修正自己的觀點嗎？但這在互聯網時代，這很難發生，因為互聯網還有另外一個後果，就是讓人們的立場更加封閉和固化，拒絕與外界交流。這似乎與我們的通常印象相反。我們一般覺得，互聯網給人們提供了更多的信息的來源，因此為打破偏狹的意見提供可能。但是，真實遠遠沒有這麼簡單和美好。上面已經提到，互聯網給邊緣人找到自己的群體提供了更大的可能，而這一群體為他固步自封提供了條件。更重要的是，互聯網雖然提供了更多的信息來源渠道，但是，多數人在處理信息的時候，不是去獲得新的知識、新的觀點，從而使自己受到教育；而是想去尋找同道，給自己的立場與觀點尋求支持與安慰。互聯網提供的各種圈子，給這種抱團取暖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民眾獲取信息時的這種傾向，我們可以去看看《紐約時報》上面被大家轉寄得最多的文章，就可以看出來。它們往往不是那些調查記者花了很大功夫做出來的非常細緻而深刻的報導，也不是那些立場溫和的專欄作家的公允且平和的文章。被傳得最多的，往往是那些派系立場鮮明的文章。 《紐約時報》的一個專欄作家叫Maureen Dowd，總是抱著一個立場，說話極其陰損，並且逢克林頓夫婦必反。如果你讀了她一篇文章，你大概都能猜出她其他所有的文章寫的是什麼。但是，只要她一寫什麼文章，雖然沒有什麼營養，但是幾乎永遠能進十大最多轉發的文章。這是為什麼呢？答案就是我上面提到的：多數人讀報紙的時候，不是想去聽不同的意見，而是想讓他們自己的意見得到支持。我在美國教書的時候，當時《紐約時報》的一個專欄作家到我教書的大學做講演。她指出，互聯網、尤其是網上的評價機制（比如點擊率、轉發率，等等）出現了以後，對《紐約時報》有著非常壞的衝擊。因為雖然以前報紙的經營者大概也知道，那些深入調查性的報導，費錢、費時、費力，但讀的人不多，但是他沒有證據支持這一點，所以他還只好容忍這種對報紙營銷“性價比”不高、但對社會有極大正面貢獻的報導。但是現在，他有明確數據表明哪篇文章的點擊量最大。不幸的是，像我上面提到的，點擊量最大的文章往往是意見立場非常鮮明、但沒有太多真正思考的文章；而那些有思考的評論，那些深入調查性的報導，點擊量都相對較低。在這種情況下，在這樣的互聯網的社會裡面，認真的報導與公允的評論就越來越被邊緣化。
因此，互聯網實際上營造了愈發膚淺與對立的政治話語環境，擠壓了良性政治對話的空間。這一點也表現在人們越來越追隨轟動性事件，而不再關注政治人物對政治的真正觀點。比如在美國弗吉尼亞州2006年的參議員競選中，民主黨候選人Jim Webb的一個印度裔的支持者總是跟隨共和黨的候選人George Allen，錄下後者的所有談話，甚至有意激怒對方，錄下對方的反應。在一次公開演講中，Allen用了一個過時的、有種族歧視嫌疑的字眼去稱呼這個Webb的支持者。當這個視頻被公開後，Allen的支持率一路下降，最終輸掉了選舉。當然，Allen用這種字眼很成問題，但是選舉參議員這樣重要的決定，如果僅僅是依據一方是否被抓住說了這樣的字眼而做出，似乎就太過兒戲了。互聯網提供的全天候的監督機制，以及只有搏出位的標題黨才能贏得大家關注的事實，使得多數政客謹小慎微，永遠只說多數人耳中的政治正確的話，不敢有任何真情流露。同時，盡量發掘對手的失誤瞬間，來擊敗對手。這就一方面造成了政客越來越虛偽和空洞，沒有任何實質性的主張，另一方面造就了抹黑（對方）政治。因此，美國總統候選人希拉里的虛偽，除了與她自己的品格相關，恐怕也是有線電視、互聯網時代的產物。而像前面提到，反其道行之，迎合極端群體來搏出位的川普，也是互聯網的產物。也就是說，今年美國兩黨的候選人，恰恰是表現出了互聯網對政治影響的兩個極端。雖然他們表面上正好相反，但都是互聯網所推進的政治膚淺化的代表。
另外，互聯網的自發性質，也為欺騙和謠言提供了很好的空間。關於前者，我們在魏則西周悲劇中已經很好看到。至於謠言，我們在各種自媒體、微信朋友圈裡，天天都在經歷。這些謠言，也被無數判斷力缺乏或者不負責任的網民不斷地擴大。所有這些，佐證了儒家對民眾的懷疑，對眾聲喧嘩的擔憂。
3. 雖然每屆人民都不行，但是我們還是要捍衛網絡上的言論自由
那麼，這是不是意味著，儒家對互聯網下的言論自由，只是一味否定、甚至要壓制？但我們不要忘了，像前面提到的，儒家還有平等的一面。更重要的是，即使是儒家的精英主義也是建立在為人民服務的民本思想上，並且，人民得到服務與否，要由人民自己來決定，而不能被幸福。孟子講得很清楚，“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因此，雖然儒家不覺得人民有多大的道德能力、認知能力、政治決策能力，但是儒家認為，人民幸福與否，是由人民自己決定的。我們可以進一步推論說，儒家會認為網絡提供了很好的人民表達對執政滿意與否的渠道。在這一點上，網絡的作用是正面的。並且，為了保證其正面作用，我們要保持網絡言論的自由和通暢。
但是，人民通過網絡等渠道表達出來的意見，僅僅是對執政本身滿意與否的表達。當民意表達出來以後，如何進一步製定政策，在孔孟看來，是超出人民的能力的。而政治決策，要由儒家意義上的有知識、有能力、有道德的士大夫來決定。但是，“君子和而不同”，這種不同包括對政治的不同判斷，而這種不同不應該強行壓制（否則就是小人的“同而不和”的狀態）。並且，如果我們接受一個常識性判斷，即更好的政策有待於這種不同意見的公開與深入的交流，那麼，以良政為最高目標的儒家就有了支持言論自由的另一個依據，他們也會因此歡迎網絡所提供的更多的討論渠道。
與此相對，在當下的中國，在正式的出版界，對政治問題的討論，經常以“思想有自由，出版有紀律”（這是筆者的一篇文章被刪改的時候，出版社給的原話）為由，被刪改甚至拒絕。在網絡上，這種控制有過之而不及。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如何能有對政策的深入討論？ ！現在國家又在推動智庫。但如果沒有政策討論的自由空間，那麼智庫就只能淪落為為政府站台的工具，而不會提出與當前政策不同的建議（後者才是智庫存在的意義）。對此的一個反對意見是，如果官方允許某種意見表達，那麼這種意見會被外界理解為官方立場。但這裡的問題恰恰是官方對言論的控制。如果官方允許一個言論的自由市場的存在，那麼這個市場上的某種物品，就與官方立場沒有關係，而官方也可以成為這個市場上經過自由競爭出來的好貨品的購買者。否則，以官方的立場為標準，甚至往往是以編輯、網管所理解的官方立場為標準，我們怎麼可能讓有識之士提出有新意的建議和想法？這是一個很常識的道理！
當然，君子之間還是要“和”，並且號稱言論自由的西方國家對言論也有所控制，比如種族和性別歧視的言論會受到社會譴責、甚至法律的懲處。但這裡是度的問題。國家一定要把這個度定得足夠低，哪怕是以眾聲嘈雜為代價，以便讓不同的言論得以生存。與此相關，這個度也要有明確規定，這才不會給中下級官僚，在寧可錯殺一千、絕不放過一個的邏輯下（因為在管制思維之下，前者不會受罰，但後者會），把度一步步吹大，扼殺了言論的空間。
但是，如果在很大程度上允許不同言論，那麼，人民因為缺乏分辨、理解、道德能力，被誤導怎麼辦？先秦儒家不是不看好人民的這些能力嗎？因此，儒家是不是要支持政府為保護人民對言論進行控制呢？但是，孔之只是講了精英無法讓民眾明白很多深刻的道理，但是他並沒有說政府應該就此把這些道理隱藏起來。並且，就政府控制言論本身，一個明顯的問題是，我們如何保證政府的具體操作者是為了人民、或者哪怕是為了中央政府去控制言論？有太多的官員壓制言論，只不過是要保住自己的烏紗帽和掩蓋自己的貪腐以及其他違法的事實。並且，即使具體執行的官員是出於好心掩蓋事實真相，接下來的一個問題是，在當今時代，真相是否能真的被掩蓋？在以互聯網為標誌的大眾信息傳播高度發達的時代，在一個廣土眾民的大國，掩蓋真相、控制人民的思想變成幾乎不可能的事情。要控制信息的話，其實只有一條道路可以走，就是北朝鮮的道路，幾近徹底地與外界隔絕。但是，我們又嚐到了對外開放、向先進的技術與管理學習並進而跟他們競爭的好處。因此，就有執政者以為，我們可以有一個半開放的互聯網。但是，一個把谷歌關在牆外的互聯網，無法在高度競爭的情況下發展，結果就是搜索功能低劣、搞其他歪門邪道的百度。
因此，當互聯網半開放的情況下，任何言論操縱，最終都會被揭穿。沒有Youtube，但還有各種其他的視頻的傳播。有些官員會說，這些公司總部在中國境內，因此可以有效管制。但是，這麼多公司，禁了一處的視頻，還有其他傳播視頻的通道。因此，言論的操縱和壓制最終會不可避免地被暴露，並久而久之產生“狼來了”的效果。當然，有些人會說，這樣我們至少可以混淆視聽，因此得以掩蓋真相。但是，即使我們假設這麼做是出於保護民眾的考慮，其必然的結果，是人民對政府發布的信息失去信任。孔子指出過，比起軍事強大和溫飽，人民對政府的信任是更重要的，即所謂“民無信不立”。當人民不再信任政府及其控制的各種媒體的時候，各種自媒體的謠言就成了民眾信息的來源。
所以，非常弔詭的是，雖然或者即便儒家覺得哪屆人民都不行，但是，政府也不能去操縱信息。這是因為在有著哪怕是半開放的互聯網時代，信息操縱的結果，是人民連政府的權威都不相信了。當政府失去權威以後，人民就開始去亂信。因此，很有意思的是，雖然上面提到，任何一個社會裡面，謠言都是人民獲得信息的很重要的方式，並且互聯網加重了這個問題，但是，中國人相信謠言的非理智的程度，要超過那些信息傳播相對更自由、政府相對透明的國家的人。我自己就曾寫過一篇小文談及一個例子。在福島核事故以後，全世界人民都在傳各種各樣恐怖的信息，並且美國人有因為信了謠傳，就去買碘片吃來保護自己。但是，只有中國人不但去買碘片，還去買碘鹽。人民都乾荒誕的事情，但中國人幹的荒誕事情要比美國人幹的事情要更荒誕。為什麼？因為美國還有些權威的、因為其相對透明、公開而博得公眾信任的信息渠道，比如美國國家衛生組織。他們可能不相信國會，但他們會相信國家的衛生組織、防疫組織發布的一些信息。但在信息操控不斷被揭露的中國，政府的任何說法都會被合理地或者無端地懷疑，人民沒有任何權威可以相信，這就為最極端、最不靠譜的謠言提供了最好的土壤。
總之，很多自由民主的信仰者，對互聯網提供的讓小民也能發聲的更多的可能，態度是非常正面的。但是，一些執政者，以人民能力、互聯網上種種亂象為由，倡導對互聯網的控制。儒家可能也對人民能力、以及網絡上的眾生喧嘩有擔憂。但是，即使這樣，他們也還是可以從其他考慮，支持互聯網上的言論自由。並且，我們看到，對人民能力擔憂而採取的操縱，可能適得其反。因此，從儒家立場出發，結合對現實政治生態的觀察，我們還是應該在審慎與道德自覺中，抱緊自由。
1. 本文潔版/節版發表於《南方周末》2016年9月30日，網絡版見：http://www.infzm.com/content/119963 雖然因為字數和敏感言論，刪了很多，但是這篇文字能發出來，並且原意基本都在，對編輯的良苦，我只有感動。在莫談國是瀰漫的道路自信中，我們要對自己的道路自信些，繼續發聲，讓歷史走向我們這邊，正確的這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