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学界、包括儒学界充斥着对儒学的种种误读，其中之一就是将儒学与现代性对立起来，以至用所谓 “儒家传统” 来抗拒现代文明价值。其实，儒学本然地蕴涵着现代性。儒学的现代性不仅源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而且基于儒学自身的基本原理，即 “仁→义→礼” 的理论建构。这个原理要求根据正义原则 ( 义) ，包括超越差等之爱而追求一体之仁的正当性原则、顺应特定时代的基本生活方式的适宜性原则，来 “损益” 即变革社会规范及其制度 ( 礼) 。因此，在现代性的生活方式下，儒学原理要求儒学自身现代化。儒学的现代化进程，就是儒学的现代性的展开过程。儒学的现代化已经不仅是一种理论设想，而是一种历史事实; 但同时，这个历史进程尚未结束，而且往往误入迷途而陷入原教旨主义，这是值得高度警惕的。
中国真正左派儒学的兴起或许是值得欢迎的新发展，但贝淡宁对这个学派的概括性描述并没有说服我它将起到中国当今所需要的意识形态的作用，虽然他谈到了里面应该包含什么内容，当代新左派如何促成了它的出现。贝自己也认识到左派儒学仍然有待检验，如果要认真实施的话。在此阶段，我仍然有三个担心。
共产主义已经失去激励中国人的能力。但取而代之的会是什么？应该用什么代替它呢？中国的政治统治显然需要新的道德基础，政府已经进一步接近正式拥抱儒学。奥运会上突出显示了儒家主题，开幕式上引用了《论语》中的名言，有意弱化了中国的共产主义实验。上海新建的党校(浦东干部学院)的干部自豪地对来访者说主楼是按儒家学者的书桌样式设计建造的。在海外，政府通过建立类似于法国的法语联盟或者德国的歌德学院的孔子学院，旨在宣传中国语言和文化，推动儒学传播。
儒学、乃至中国诸子百家的学术，向来与政治有密切的关系，甚至可以说其宗旨就是政治，这正如司马谈所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 这就是说，儒学尽管远不仅仅是政治哲学，但其出发点与落脚点无疑是政治。然而尽管古今中外关于儒家政治哲学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迄今为止，仍然不敢说已经对儒家政治哲学有了透彻的理解。唯其如此，前现代的“制度儒学”解体之后，在现代性的政治生活中，面对当今社会、当今世界的政治问题，儒家难免陷入进退失据的尴尬。为此，本文尝试在中国社会发展史的视野中、儒学史的背景下，通过阐明儒家政治哲学的基本原理，探索儒家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特征，姑名之曰“国民政治儒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