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淡宁的答复

贝淡宁(吴万伟译)
香港大学
原载于 Dissent, Vol. 57, No. 1 (Winter 2010)
作者授权于进步儒学网


在1989年,我大力支持天安门广场上学生领导的亲民主示威游行。因为对中国不是很了解,我猜想我支持学生部分是出于一种自爱,似乎他们是想遵循我的社会和政治理想。我根本没有想到中国的民主可能采取扎根于自己传统的特殊形式。但是五年后,我读到了如下的话:

我认识到学生(1989年天安门广场)论证中的使命感或者特殊政治角色显然和美国(民主)理想(一直存在一种对受教育阶级的敌意)是格格不入的,也可能和流行的抽象理论或者普遍理论格格不入。学生的精英意识或许扎根于列宁主义先锋队的政治,更可能是来自共产主义思想前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儒家的,正统思想),在任何形式的中国民主中这些肯定要显示出来。

这些话是我最喜欢的西方政治理论家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在他的书《厚与薄》(1994)中写的,它激励我思考实践中的中国特色的民主应该是什么样子。对于北美左派来说,受到良好教育者是视野开阔、开明智慧之人的观点并不一定站得住脚,但是我或许需要超越固定模式来思考。考虑到中国贤能政治的悠久历史以及反智主义的文革的苦难经历,在中国背景下思考给予知识精英权力的方法或许是有道理的。几年后,我草拟了一个两院制国会的建议,一个是民主选举出来的代表组成的下院,一个是经过竞争性考试选拔出来的代表组成的上院。这时候,我已经知道沃尔泽不仅是激励人的理论家,而且是个友好的令人感到温暖的朋友,他说服我修改这个建议,上院应该在宪法上从属于民主选举的下院。

但现在我改变了想法,这主要是因为我在中国生活的经验和我与那里的学生和著名知识分子的交往。在过去10年里,中国知识分子重新与过去衔接上了,许多不同的政治改革建议纷纷出现,它们至少部分是扎根于中国自己的传统的。最有思想深度和最详细的建议试图把“西方”民主观点与“儒家”贤能政治观点结合起来,而不是把儒家价值观或者机构作为先验真理的概念的附庸。里面包含劳动分工,民主制在某些领域占优势,贤能政治在另外一些领域占优势。如果是中国农村的土地纠纷,农民应该有更大的发言权。如果是关于工资和劳动安全方面的纠纷,工人应该有更大发言权。实际上,它意味着更多的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和政治过程中工人和农民的更大代表性。

但是关于外交政策议题呢?把“权力交给人民”或许起作用或许并不凑效。如果美国的政治过程中受到大学教育的人获得额外选举权,乔治·布什可能就不会当选美国总统,美国就可能不会攻打伊拉克。子孙后代的利益怎么办?沃尔泽说“无论国内还是国外,获得正义的方法是给予遭受不公正对待的人政治权利”,但是哪个以国家为基础的民主社会给予受到全球变暖影响的后代权力了?在当代选民和子孙后代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民主社会什么时候能站在后者一边?如果中国采用贤能政治的政府管理体制,将政治领袖代表子孙后代、外国人、以及所有可能受到统治者政策影响的人的利益的任务制度化,用儒家的语言“天下”,难道不应该鼓励他们这样做吗?为什么要盲目地支持作为普遍理想的民主,即使它违背中国自己的传统,违反当今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反思和理解呢?沃尔泽宣称儒学“显然不是批评性的力量”,但是果真如此的话,为什么受儒家思想激发的理论家遭遇审查呢?在当今中国,出版一本关于民主理论和人权的书要比出版一本具有社会和体制隐含意义的儒家政治理论的书更加容易。在我看来,这正好说明儒学可能太多批评,太多乌托邦色彩,太远离现实。

另一方面,儒学最近的复兴确实给人带来某些希望。或许西方左派自由主义者对中国的政治改革感到越来越悲观,因为他们珍视的一人一票制的理想和多党制似乎越来越遥远了。但是,如果具有批评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改革者现在越来越多地从儒家价值观如贤能政治、礼仪、和谐中寻求灵感,思考如何把中国传统与外国遗产如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等结合起来,难道不应该对这些解释保持开放态度吗?或许“中国需要更加犀利的主张”,但我觉得如果这主张不是“来自共产主义思想前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儒家的,正统思想),在任何形式的中国民主中这些肯定要显示出来”,它肯定是不能长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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