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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谢陈祖为君为我的书所写的深刻的评述，也感谢编辑给我机会写一篇短文来回应陈君的驳难。在我的这篇短文付梓之时，他的重要著作《儒学至善主义》已经会与读者见面，读者将会清楚地看到，我与陈君在广义的儒家政治哲学上的观点不但并无多大冲突，反而互相印证。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在一些问题上有分歧，因此才有必要坦诚对话。2013年四月，陈君在他所在的大学为我的书安排了工作坊。我们之间坦诚的对话与工作坊为推进进步儒学起到关键作用。

本文撰写之时，北京法律界正热烈猜测中国很快会修订宪法，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列入中国的最高理想之中。在上次2004年的宪法修订中，增加了对人权的承诺，尽管这些承诺并非出现在最重要的“序言”部分。但还是可能会引起不少问题，例如“人权”与“和谐社会”将会在中国法理学上担当什么角色，以及政府会否认真履行对这些价值的承诺等。本文不以这些具体问题为焦点，反而关心一个较为抽象、并且我认为是优先的问题：是否可以对人权与和谐同时做出承诺？或者说，二者之间有没有严重的张力？

很感谢期刊的编辑给我机会，回应安靖如君对我所写的书评的回应。安靖如君的回应文章很有深度。他和我在“进步的”儒学政治学理念上并无分歧。他试图提出一套政治哲学理论，这种理论与儒学的德性观有紧密联系。但是，我发现他书中有趣但令人质疑的不仅仅是他贯穿全书的观点即德性提升需要宪政民主，更重要的还有他具体的关于自我坎陷的论述。他认为圣人（如果真有圣人的话）限制自己的德性，使自己服从宪政民主之法规，这样才能让自己及其他民众的德性成长起来。在我看来，这种论述（如果合理的话），为以儒学为基础的民主理论提供了最有力的论述。而这正是我反驳的核心。我认为，如果真有圣人存在的话（不大可能），儒家应该会青睐仁政而不是民主；换言之，圣人不应该自我限制其德性而是应该充分利用以造福百姓——在这种情况下不需要限制自己的德性。

作为传统思想体系的儒学，其政治观点与主张通常被认为需要重大的修订与更新。但是，依然有许多学者认为儒学的道德伦理思想与道德教诲对于现代社会有价值，与现代社会相关，且其思想依然具有吸引力，安靖如教授即是这样的学者。通常学者对于儒学的理解是其道德伦理思想与政治学说紧密相关，那么任何对其政治学说的修正将会带来一个难题：如何对儒学政治学说进行重大修正的前提下保留其德性伦理思想？安靖如在其《当代儒家政治哲学：进步儒学发凡》中大胆地尝试修正儒学政治学说而不以牺牲其德性伦理思想为代价。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如果要实现儒学的德性伦理思想，则修正其政治学说是必须的。他认为儒学可以是进步的，并称其当代儒家政治哲学理论为“进步儒学”。在完善其当代儒家政治哲学理论时，他从新儒家牟宗三的学说中找到灵感，特别是牟宗三关于“良知坎陷”的论述。本文即是评述“良知坎陷”说是否足以充分支持安靖如“进步儒学”的核心理念，即宪政民主。

在漫长的岁月里，儒家的“性别”概念已经历了若干发展阶段。大部分关于早期儒家讨论女性的性别角色的研究的最终结论都认为：性别是互补性的，而不是从属性的。同时这些学者都认为，性别划分的两个基础在于阴阳相关和内外之别。因为我已经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探讨了“内外”，所以在这里，我将只讨论“阴阳”及其内涵。基于此，我将首先回溯阴阳学说的历史发展并对其内涵进行探索。随之我将把阴阳的内涵融入到政治、职场、家庭以及教育之中。基于此，本文将比较儒家思想和女权主义在这些方面的不同考量。这篇文章最后将会简单讨论阴阳相分思想在儒家社会中的法律内涵。

这是中国古代关于男同性恋的经典文段，所讲述的故事出现在最重要的中国古代哲学经典之一——《韩非子》书中，韩非的本意并不在于谴责同性恋关系，而是想以这则趣事来说明君主的嗜好反复无常。在西方抨击同性恋的论调影响到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之前，中国传统社会实际上是接纳同性恋行为的，同性恋行为并不可耻，人们甚至对此习以为常。既然儒家思想是受人尊崇的正统观念，那么传统中国社会容忍同性恋这一事实或许能够表明：儒家是接受同性恋的。

本文意在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正义论”、并给予一个概要性质的阐述，以此作为更进一步研究的纲领。所谓“中国正义论”（Chinese Theory of Justice）并不是说的关于“中国正义”的一种理论，而是说的关于一般“正义”问题的中国理论，即：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正义思想、尤其是儒家的“义”或者“正义”观念、及其在当代语境中的阐释。

儒学、乃至中国诸子百家的学术，向来与政治有密切的关系，甚至可以说其宗旨就是政治，这正如司马谈所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 这就是说，儒学尽管远不仅仅是政治哲学，但其出发点与落脚点无疑是政治。然而尽管古今中外关于儒家政治哲学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迄今为止，仍然不敢说已经对儒家政治哲学有了透彻的理解。唯其如此，前现代的“制度儒学”解体之后，在现代性的政治生活中，面对当今社会、当今世界的政治问题，儒家难免陷入进退失据的尴尬。为此，本文尝试在中国社会发展史的视野中、儒学史的背景下，通过阐明儒家政治哲学的基本原理，探索儒家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特征，姑名之曰“国民政治儒学”。

这些年来，我致力于“生活儒学”的研究，迄今出版了四部著作，第五部著作也即将出版。我在第一部书的后记中曾说过：“所谓总结过去，是说：我怎样从一个中国古典文学、文献的研究者，转为一个中国哲学的研究者，最终成为一个儒者；又怎样从一个儒家、儒学的思考者，转为一个生活的思考者，最终形成自己的‘生活儒学’思想。”“所谓面向未来，是说：我不仅将继续坚持自己的‘生活儒学’的思考，还将继续做一个生活的儒者，过一种儒者的生活。”“这就是说，这些事情其实绝不仅仅是思想的事情，而就是生活本身的事情。”

多年前在一次会议上曾经与戴锦华教授有过交往，觉得她颇有想法，也颇有气质。因此，看了澎湃新闻发的一个对她的采访（“当下的性别想象中，深刻地存在着‘多妻制’的幽灵”），我只能莫名惊诧了。当然，惊诧的一个来源，倒不是她，而是她的采访者，一个“震惊”和“愤怒”于国内新儒家对女性不敬的言论，勇敢抗争，因此只用了笔名“鸿帆”的人。这篇采访字里行间，常常在影射某些国内新儒家支持多妻制，为男人的性幻想叫魂。虽然没有点名，但是采访中明确提到了澎湃新闻采访国内新儒家蒋庆所用的标题，“只有儒家能够安顿现代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