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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謝陳祖為君為我的書所寫的深刻的評述，也感謝編輯給我機會寫一篇短文來回應陳君的駁難。在我的這篇短文付梓之時，他的重要著作《儒學至善主義》已經會與讀者見面，讀者將會清楚地看到，我與陳君在廣義的儒家政治哲學上的觀點不但並無多大衝突，反而互相印證。儘管如此，我們依然在一些問題上有分歧，因此才有必要坦誠對話。 2013年四月，陳君在他所在的大學為我的書安排了工作坊。我們之間坦誠的對話與工作坊為推進進步儒學起到關鍵作用。

本文撰寫之時，北京法律界正熱烈猜測中國很快會修訂憲法，把“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列入中國的最高理想之中。在上次2004年的憲法修訂中，增加了對人權的承諾，儘管這些承諾並非出現在最重要的“序言”部分。但還是可能會引起不少問題，例如“人權”與“和諧社會”將會在中國法理學上擔當什麼角色，以及政府會否認真履行對這些價值的承諾等。本文不以這些具體問題為焦點，反而關心一個較為抽象、並且我認為是優先的問題：是否可以對人權與和諧同時做出承諾？或者說，二者之間有沒有嚴重的張力？

很感謝期刊的編輯給我機會，回應安靖如君對我所寫的書評的回應。安靖如君的回應文章很有深度。他和我在“進步的”儒學政治學理念上並無分歧。他試圖提出一套政治哲學理論，這種理論與儒學的德性觀有緊密聯繫。但是，我發現他書中有趣但令人質疑的不僅僅是他貫穿全書的觀點即德性提升需要憲政民主，更重要的還有他具體的關於自我坎陷的論述。他認為聖人（如果真有聖人的話）限制自己的德性，使自己服從憲政民主之法規，這樣才能讓自己及其他民眾的德性成長起來。在我看來，這種論述（如果合理的話），為以儒學為基礎的民主理論提供了最有力的論述。而這正是我反駁的核心。我認為，如果真有聖人存在的話（不大可能），儒家應該會青睞仁政而不是民主；換言之，聖人不應該自我限制其德性而是應該充分利用以造福百姓——在這種情況下不需要限制自己的德性。

作為傳統思想體系的儒學，其政治觀點與主張通常被認為需要重大的修訂與更新。但是，依然有許多學者認為儒學的道德倫理思想與道德教誨對於現代社會有價值，與現代社會相關，且其思想依然具有吸引力，安靖如教授即是這樣的學者。通常學者對於儒學的理解是其道德倫理思想與政治學說緊密相關，那麼任何對其政治學說的修正將會帶來一個難題：如何對儒學政治學說進行重大修正的前提下保留其德性倫理思想？安靖如在其《當代儒家政治哲學：進步儒學發凡》中大膽地嘗試修正儒學政治學說而不以犧牲其德性倫理思想為代價。更重要的是，他認為如果要實現儒學的德性倫理思想，則修正其政治學說是必須的。他認為儒學可以是進步的，並稱其當代儒家政治哲學理論為“進步儒學”。在完善其當代儒家政治哲學理論時，他從新儒家牟宗三的學說中找到靈感，特別是牟宗三關於“良知坎陷”的論述。本文即是評述“良知坎陷”說是否足以充分支持安靖如“進步儒學”的核心理念，即憲政民主。

在漫長的歲月裡，儒家的“性別”概念已經歷了若干發展階段。大部分關於早期儒家討論女性的性別角色的研究的最終結論都認為：性別是互補性的，而不是從屬性的。同時這些學者都認為，性別劃分的兩個基礎在於陰陽相關和內外之別。因為我已經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探討了“內外”，所以在這裡，我將只討論“陰陽”及其內涵。基於此，我將首先回溯陰陽學說的歷史發展並對其內涵進行探索。隨之我將把陰陽的內涵融入到政治、職場、家庭以及教育之中。基於此，本文將比較儒家思想和女權主義在這些方面的不同考量。這篇文章最後將會簡單討論陰陽相分思想在儒家社會中的法律內涵。

這是中國古代關於男同性戀的經典文段，所講述的故事出現在最重要的中國古代哲學經典之一——《韓非子》書中，韓非的本意並不在於譴責同性戀關係，而是想以這則趣事來說明君主的嗜好反复無常。在西方抨擊同性戀的論調影響到中國人的思想觀念之前，中國傳統社會實際上是接納同性戀行為的，同性戀行為並不可恥，人們甚至對此習以為常。既然儒家思想是受人尊崇的正統觀念，那麼傳統中國社會容忍同性戀這一事實或許能夠表明：儒家是接受同性戀的。

本文意在旗幟鮮明地提出“中國正義論”、並給予一個概要性質的闡述，以此作為更進一步研究的綱領。所謂“中國正義論”（Chinese Theory of Justice）並不是說的關於“中國正義”的一種理論，而是說的關於一般“正義”問題的中國理論，即：中國文化傳統中的正義思想、尤其是儒家的“義”或者“正義”觀念、及其在當代語境中的闡釋。

儒學、乃至中國諸子百家的學術，向來與政治有密切的關係，甚至可以說其宗旨就是政治，這正如司馬談所說：“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 這就是說，儒學儘管遠不僅僅是政治哲學，但其出發點與落腳點無疑是政治。然而儘管古今中外關於儒家政治哲學的研究成果可謂汗牛充棟，但迄今為止，仍然不敢說已經對儒家政治哲學有了透徹的理解。唯其如此，前現代的“制度儒學”解體之後，在現代性的政治生活中，面對當今社會、當今世界的政治問題，儒家難免陷入進退失據的尷尬。為此，本文嘗試在中國社會發展史的視野中、儒學史的背景下，通過闡明儒家政治哲學的基本原理，探索儒家現代政治哲學的基本特徵，姑名之曰“國民政治儒學”。

這些年來，我致力於“生活儒學”的研究，迄今出版了四部著作，第五部著作也即將出版。我在第一部書的後記中曾說過：“所謂總結過去，是說：我怎樣從一個中國古典文學、文獻的研究者，轉為一個中國哲學的研究者，最終成為一個儒者；又怎樣從一個儒家、儒學的思考者，轉為一個生活的思考者，最終形成自己的‘生活儒學’思想。”“所謂面向未來，是說：我不僅將繼續堅持自己的‘生活儒學’的思考，還將繼續做一個生活的儒者，過一種儒者的生活。”“這就是說，這些事情其實絕不僅僅是思想的事情，而就是生活本身的事情。”

多年前在一次會議上曾經與戴錦華教授有過交往，覺得她頗有想法，也頗有氣質。因此，看了澎湃新聞發的一個對她的採訪（“當下的性別想像中，深刻地存在著‘多妻制’的幽靈”），我只能莫名驚詫了。當然，驚詫的一個來源，倒不是她，而是她的採訪者，一個“震驚”和“憤怒”於國內新儒家對女性不敬的言論，勇敢抗爭，因此只用了筆名“鴻帆”的人。這篇採訪字裡行間，常常在影射某些國內新儒家支持多妻制，為男人的性幻想叫魂。雖然沒有點名，但是採訪中明確提到了澎湃新聞採訪國內新儒家蔣慶所用的標題，“只有儒家能夠安頓現代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