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in

共產主義已經失去激勵中國人的能力。但取而代之的會是什麼？應該用什麼代替它呢？中國的政治統治顯然需要新的道德基礎，政府已經進一步接近正式擁抱儒學。奧運會上突出顯示了儒家主題，開幕式上引用了《論語》中的名言，有意弱化了中國的共產主義實驗。上海新建的黨校(浦東幹部學院)的干部自豪地對來訪者說主樓是按儒家學者的書桌樣式設計建造的。在海外，政府通過建立類似於法國的法語聯盟或者德國的歌德學院的孔子學院，旨在宣傳中國語言和文化，推動儒學傳播。

儒家思想與人權主張的不相容性，一般是通過人權概念與西方哲學之間的聯繫來論證的。通常的論述是，人權主張得到了西方傾向原子主義或至少強調自主性的關於自我的觀點（views of self）的支持，而這種個人主義或自我中心的論點異質於強調社群首要性和個人對他者的義務的儒家思想。然而，也有一些評論家認為儒家思想與人權主張是相容的。陳祖為（Joseph Chan）從儒家的視角重構了人權。在論證儒家思想與人權的相容性時，陳氏認為儒家學說暗含一種道德自主性的概念，或者兩者至少是相容的。其他學者以一種特殊的方式論證了人權的精神和物質的決定性基礎，該方式使人權脫離啟蒙運動的個人主義，從而使其更易被儒家所接受。

一九九四年十月到十一月之間，努斯鮑姆（Martha C. Nussbaum）在《波士頓評論》（Boston Review）上發表了題為“愛國主義與世界主義”（Patriotism and Cosmopolitanism）的文章，引來了二十九篇讀者回复。在當時尚無網絡可以留言評論的情況下，尤其對一篇理論化的哲學文章來說，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時任《波士頓評論》主編也是麻省理工學院哲學系講座教授的科恩（Joshua Cohen）立刻意識到了這一議題的重要。在編委會的認真組織和篩選之下，二十九篇讀者回復中的十一篇，有的經過了修訂和擴展，加上五篇專門組織的回應文章，連同努斯鮑姆原先的文章及其閱讀所有回應文章之後的答复，兩年後由科恩編輯，以《愛國之由：關於愛國主義局限的論辯》（For Love of Country: Debating the Limits of Patriotism）為題結集出版。

根據金聖文（Sungmoon Kim）的觀點，儒學公共理性這一概念可以起到一箭雙雕的作用：既有助於表述現代儒家文化圈（如韓國）的政治民主化進程，又可以起到理論規範的作用，從而指導儒家文化圈國家發揮更好的社會與政治功能。然而我將要論證金聖文對儒學公共理性的論述過於薄弱、抽象，與韓國文化之根所表現出的價值與實踐背離太遠。因此，他需要更明晰地闡述其理論並納入新的概念如陳明所推崇的“公民宗教”。在文章的最後，通過並置公民宗教與公共理性的概念，將使我們有機會更好地理解儒學公民宗教及其潛在的相關性，這種相關性不僅僅與韓國有關，而且與台灣、中國大陸有關。

儒家民主主義者認為，如現代儒家政治體必須從君主制轉變到憲政民主一般，必須對儒家政治領袖的角色進行反思。這並不意味著現代儒家必須擯棄傳統儒家視野下的領袖觀。然而，儘管在現代民主儒學的新背景下，一些關鍵的儒家見解在某種程度上呈現出了新意涵，但這些洞見的傳統內涵依舊重要。在陳祖為（Joseph Chan）和陳永政（Elton Chan）新作的基礎上，我首先大致勾畫了傳統儒家觀念中啟髮型領袖的輪廓。其次，我解析並批評了慈繼偉對於基於 “認同模式”主體性的儒家領袖觀與民主不相容的論斷。第三，我用自己作品《進步儒學》中的一些觀點來論證了現代儒家需要通過擁抱人本民主，而不是民本威權主義，來解決傳統儒學中的張力。在最後的結論中，我明確解釋了為什麼儒家民主仍然需要政治領袖來扮演那些本著傳統儒家領袖精神的角色。

在本篇論文中，我希望闡述我對傳統儒家哲學與文化中哲學思維的敘事性本 質的理解。我將表明“道”——即“在世界上共闢我們的道路”，或者也可以具體闡述為“在共享的自然、社會與文化圖景中前行”——這一比喻貫穿了《論語》的核心主題，並在此後的中國哲學傳統中被加以繼承，成為持續塑造中國哲學傳統的規範概念之一。如孔子本人所說，每一代人都從前人那裡繼承了“斯文”（即“我們的這一文化”）（《論語》9.5）這一具有指導作用的道德指南。因而每一代人都有責任呈現這一文化，有責任運用這一文化有效地解決當前緊迫的現實問題，並且伴隨著這個過程，有責任使這一文化在他們自己的時空中重樹權威。每一代人都以畢生之力為他們的後代樹立文化實踐的典範，並且通過這種做法，他們也勸告子孫為他們的後代去做同樣的事情。誠如孔子所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論語》15.29）。因此，作為一種具有生命力的文化，儒學不僅始終在向前邁進，它自身還具有一種更為突出的代際譜系傳承的特點，表現在它被一代接著一代的人們呈現、注入新的生機並代代相傳。

相較於那些認為“儒家民主”是一組矛盾概念的觀點，儒家思想的崇拜者，包括一些西方學者，已經論證了儒家民主對自由民主進行替代的可能性，甚至在他們看來，儒家民主是一種更優機制。這篇文章將儒家民主置於“文明的政治”這個背景中，儒家在這一背景中被認為服務於威權政治。對於逐漸接受多樣性的全球文化影響的東亞人群而言，他們急需一條能夠走出在他們的儒家遺產和民主生活之間必擇其一的困境的出路。儒家民主正是在這種背景下，通過用民主價值將儒家現代化，同時用儒家的關懷修正民主。這種複雜的比較政治學概念所強調的視角取決於特殊的背景。通過批判貝淡寧在其著作《超越自由民主》中所提出的“認真對待精英主義：儒家特色的民主”這一方案，我認為，在當前東亞的現實境況下，應更加務實的優先考慮在於去強調儒家民主中的平等價值，並且同時還應去論證儒家賢能政治的優越性。

……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
——魯迅

儒家所倡導之理想社會向來被視為階級社會。從民主為現代社會之主流理想出發，此乃儒家現代化之一大絆腳石，因為平等是核心民主價值。雖然傳統的儒家社會並不平等，而儒家文獻也似乎沒提到民主或平等的可貴，當代學者不乏討論儒家哲學是否可容納平等此民主價值者。通過梳理對這課題的各種不同論證，及反思平等價值在民主思想中的意義與功用，這篇論文提議從先秦儒家文獻裡如何處理不平等所造成的社會道德問題，來重建現代儒家平等觀。捨棄傳統西方平等觀的形而上基石，以不同文化社會共有的現實問題作起點，其思考方向希望避開削足適履。求儒家民主化的當兒，也從儒家視角提出重新審核平等在民主理想中的真正意義與價值。

人們常常說東亞社會存在等級差別，“精英”這個範疇繼續在有關華人社會和政治的著作中佔據突出的位置。許多學者相信等級差別和精英主義是儒家學說根深蒂固的觀念，它不僅是封建時代中國的國家正統思想，而且構成了東亞人尤其是華人生活方式的“心理文化結構”。因此，有人相信現代儒家社會要實現民主就必須讓精英主義和民主達成和解，就沒有什麼讓人驚訝的了。不過，精英主義在當今自由民主社會尤其是在美國往往被看作一個貶義詞，雖然有政治哲學家把這些政體描述為“民主精英主義”的案例。因此，把“帶有儒家特色的民主”作為精英主義提出來就突顯了它對自由民主的挑戰。貝淡寧認真對待精英主義，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制度性安排，把他看到的儒家精英主義以德治國和防止權力濫用，可以追究責任的透明民主政府結合起來。